节选自《我们内心的冲突》 – 卡伦·霍妮
我们越是认识到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的无尽伤害，就越应该尽早解决这些冲突。但正如我们了解的，无论是靠理性的决定，靠逃避，还是靠意志的力量，都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改变人格中产生冲突的那些条件。
这是一条根本的途径，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途径。改变内心的任何东西都极其困难，所以患者才想方设法寻找一条捷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以及其他人经常会问：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显：不够。
即使分析师早就看出了患者的分裂，并帮他认清这种分裂，这种领悟还是不能立竿见影。它可以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他开始看到自己苦恼的切实原因，而不再迷失在神秘的烟雾中。但是，他还不能将这种领悟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他知道内心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运作和相互干扰后，他的分裂状态依然丝毫不改。他听到这些事实，就像听到事不关己的消息；这则消息似乎可信，但他意识不到这与自己有何关系。他在无意识中的许多保留想法，注定使这种领悟失效。在无意识中，他坚持认为分析师夸大了他的冲突；如果不是因为外部环境，他会什么事都没有；爱情或事业会使他摆脱痛苦；他可以远离人群从而避免冲突；尽管普通人无法做到一心二用，但他可以凭借无穷的意志和智慧轻松做到。或者，他可能在无意识中觉得分析师是一个江湖郎中或善意的傻瓜，故意装出一种专业上的乐观；他觉得分析师理应知道他已经无药可救了——这意味着患者将用他的绝望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这些保留想法表明了一个事实：患者要么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冲突，因为对他来说，这些方式比冲突更加真实；要么对恢复正常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分析师必须先分析患者的处理方式及其后果，才能顺利地处理基本冲突。
寻找捷径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对起源的强调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认识这些冲突之后，把它们的源头和童年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足够了？答案仍然是：不够。原因基本同上。即使是对他早期经历最详细的回忆，也只能让患者对自己采取一种更仁慈、更宽容的态度。而这样做丝毫无助于缓解他当前的冲突。
全面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及其对儿童人格的改变，虽然没什么直接的治疗价值，但确实有助于我们探究神经症冲突发展的各种条件。毕竟，最初引起冲突的正是他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变化。我在以前出版的著作中以及在本书的前面章节描述过这一发展过程。简单来说，一个孩子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种危险的环境，威胁到了他内心的自由，他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简而言之，威胁到了他精神存在的核心。他感到孤立无援，开始尝试与别人交往也不是出于他的真实感受，而是出于战略需要的考虑。他无法简单地表示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无法如实表达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主张，而是不自觉地设计如何与人相处，与之周旋，把他们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种相处方式的根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与自我和别人疏远，有一种无助感。一种普遍的忧虑，以及人际关系中充满了敌意的紧张——从一般的警惕到明确的仇恨。
只要这些状态持续下去，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消除任何冲突。相反，导致冲突的内在需要会变得更加迫切。这种虚假的解决办法加重了他与自己、与别人的混乱关系，导致真正的解决越来越难以实现。
因此，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己，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愿望，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并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信念与别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有魔法，甚至不用触碰冲突，就可以将它们一扫而空。但事实是，我们没有魔法，所以必须知道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实现梦寐以求的改变。
既然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多么戏剧化，看上去多么客观——都是一种性格紊乱，那么治疗的任务就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我们越是清晰地界定这一结构及其个别变化，就越能准确地描述我们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患者建立在基本冲突周围的防御工事，那么分析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详细考察患者无意识采取的处理冲突的所有尝试，以及这些尝试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将包括研究他占主导的态度、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等，而暂不考虑它们与背后基本冲突的具体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在讨论冲突之前无法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那就错了。虽然这些尝试产生于患者协调冲突的需要，但它们也有自身的规律、重要性和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意味着不仅要让患者认识到冲突的总体轮廓，还要帮助他们理解冲突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要让患者知道那些互不相容的冲突和由此产生的态度，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相互干扰的。例如，一个人有使自己屈从的需要，且被倒错的施虐倾向所强化，他就应该看到，这种需要如何阻碍了他赢得比赛胜利或在工作中脱颖而出，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如何使胜利成为一种必需品。又比如，由于诸多原因他发展出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如何与他对同情、爱和自我放纵的需要相矛盾。我们还必须向他展示，他是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穿梭的：例如，他如何在对自己过分严格和过分宽容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把对自己的要求外化，继而被他的施虐倾向所强化，这种外化的要求如何与他想显现全知全能、宽恕仁慈的需要相冲突，而结果他又如何在谴责别人和宽恕别人之间摇摆不定；或者，他如何在独揽所有权利和自觉毫无权利之间调转方向。
除此之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想要达成的所有融合与妥协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试图将自私和慷慨、征服和喜爱、统治和牺牲结合起来。它还包括了帮助患者准确地理解，他的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等如何掩盖了他的冲突，并缓解了冲突的破坏性力量。总而言之，这里的分析就是让患者彻底了解他的冲突，了解它们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对其症状的具体责任。
总的来说，在分析工作的每一阶段，患者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在分析他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尝试时，他会决心捍卫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并抗拒任何对其真实本性的洞察。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最想做的就是证明他的冲突根本就不是冲突，并遮掩一个事实，即他的那些冲动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
至于应该按什么顺序来处理问题，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他把医学治疗中的有效原则应用于精神分析，强调以任何方法处理患者的问题都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解释应该是有益的，二是解释应该是无害的。换句话说，分析师必须始终牢记两个问题：患者在此时是否能承受某种领悟？以及，分析师的解释对他是否有意义，能否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我们现在仍然缺乏确切的标准，准确地判断患者到底能够承受什么，以及做什么有助于激发患者产生建设性的领悟。虽然不同患者的性格结构差异太大，我们无法规定做出解释的最佳时机，但我们可以遵循这样一条指导原则：只有当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变化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地处理某些问题，并且可以避免一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几种总是适用的措施：
只要患者还在执意追求对他来说意味着救赎的幻影，让他面对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没用的。他必须明白这些追求是徒劳的，并且干扰了他的生活。在分析冲突本身之前，分析师应该简明扼要地分析患者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尝试。我并不是说要绝对避免提及冲突。分析方法的谨慎程度，取决于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对某些患者来说，过早地指出冲突会让他们陷入恐慌。而对另一些患者来说，过早指出冲突毫无意义，他们听过就忘，不留任何印象。但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患者坚持他自己的处理方法，并且无意识地指望靠它们“蒙混过关”，我们就不能期望患者会对他的冲突产生多大的兴趣。
另外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是理想化形象。如果在这里讨论如何在早期阶段处理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那显然有些离题太远。然而，谨慎一点是明智的，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唯一觉得真实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是唯一能给予患者自尊并让他不至于被自卑淹没的因素。患者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力量，才能容忍任何对其理想化形象的破坏。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处理施虐倾向肯定是无益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即使在分析的后期阶段，患者也常常因为意识到这些倾向而感到恐惧和厌恶。把这一分析推迟到患者变得不那么绝望并且更加善于应变之后，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即如果患者在无意识中仍然相信替代性生活是唯一的选择，他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克服自己的施虐倾向。
在根据患者特定的性格结构进行分析时，也可以运用同样的原则选择先后次序。例如，对于一个以攻击倾向为主的患者——他视情感为懦弱的表现，并称赞一切展现力量的东西——分析师首先必须彻底分析这种态度及其内涵。如果优先考虑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那就是错误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多么明显。患者会因为这种举动对他的安全构成威胁而愤愤不平。他觉得自己必须警惕分析师让他变成一个“好人”的愿望。只有当他变得更加强大时，才能容忍自己的顺从和自卑倾向。对于这样一位患者，分析师必须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提及绝望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不承认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绝望意味着令人厌恶的自我怜悯，也意味着令人羞耻的承认失败。相反，如果患者的顺从倾向占主导，那么在处理任何支配或报复倾向之前，必须彻底解决“亲近人”涉及的所有因素。再比如，如果一位患者认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或伟大的情人，那么分析他对被鄙视和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浪费时间，分析他的自卑则更是徒劳无功了。
有时候，分析初期可以处理的问题非常有限。尤其是当患者将高度的外化作用和顽固的自我理想化相结合时，更是如此；这一立场使患者不能容忍任何缺陷。如果分析师发现了这种情况的某些迹象，应该避免浪费时间向患者解释问题的根源在他自己身上——哪怕是最隐晦的暗示。不过，在这个阶段，分析师触及患者的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倒是可行的，例如患者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
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动力学，也有助于分析师更快、更准地掌握患者在人际交往中想要表达什么，从而知道在当时应该处理什么问题。他能够从微不足道的迹象中发现和预测患者人格的某个方面，进而留心观察需要注意的因素。就像一位内科医生，发现患者夜间咳嗽、盗汗，午后出现疲倦时，便会考虑患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进行检查。
例如，一位患者总是喜欢道歉认错，很容易崇拜分析师，并在交往中表现出谦虚的倾向，那么，分析师就会想到“亲近人”包含的所有因素。他将验证这是否是患者占主导的态度；如果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他将尝试从每个可能的角度进行处理。同样，如果一位患者反复谈论他感到羞辱的经历，并担心分析会对他造成类似影响，那么，分析师就必须处理患者对羞辱的恐惧。他会解释那些在当时最容易发现的恐惧源头。比如，他可以将它与患者肯定其理想化形象的需要联系起来，前提是患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形象的某些部分。再比如，如果患者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惰性，并谈到一切皆命中注定，那分析师就要尽可能地帮他消除绝望。如果这种绝望发生在分析的开始阶段，分析师或许只能向患者说明事实，即他已经放弃自己了。然后，他再尝试向患者传达，他的绝望并不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无助的情境，而只是一个需要得到理解和最终解决的问题。如果这种绝望出现在分析的后期阶段，分析师可以把它与某些具体的情境联系起来，比如患者无法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或者一直无法达到他的理想化形象。
上述建议仍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以让分析师发挥直觉并对患者的情况保持敏感。这种直觉和敏感性是很有价值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分析师应该努力将其发挥到极致。但是，使用直觉并不意味着整个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者仅仅应用常识就可以搞定。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了解，可以使分析师的推断更加科学，以准确且负责的方式开展分析。
不过，由于神经症性格结构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分析师有时只能摸索着前进，犯错在所难免。这里的错误并非指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把患者没有的动机强加在他身上，或者没能抓住患者根本的神经症冲动。我指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错误，即分析师做出患者还无法接受的一些解释。虽然重大的错误可以避免，但过早做出解释这一错误总是不可避免。我们只有高度警觉患者对某种解释的反应，才能迅速认识到这种错误。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过于强调了患者的“阻抗”——关注他是接受还是拒绝解释——而忽略了他的反应到底表明了什么。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反应的细节表明，在患者准备好面对分析师指出的问题之前，他应该先去处理什么。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情况。一位患者意识到在他的人际交往中，无论对方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即使是最合理的要求也被他视为胁迫，最应得的批评也被他视为侮辱。同时，他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要求别人全心全意付出，并直言不讳地批评别人。换句话说，他意识到他给了自己所有的特权，却一点儿也没留给对方。他逐渐明白，这种态度注定会损害或毁灭他的友谊以及婚姻。到目前为止，他在分析工作中一直非常主动，并且效果也不错。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这种态度的后果时，便在整个会谈中变得沉默，表现出轻微的抑郁和焦虑。他为数不多的社交行为也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倾向，这与几个小时前他渴望与女性建立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退缩的倾向表明未来的相互关系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虽然他在理论上接受权利平等的观念，但在实践中又拒之千里之外。他的抑郁正是对自己身陷无法解决困境的一种反应，而他的退缩倾向意味着他正在寻找处理方法。当他意识到退缩是徒劳的，并意识到除了改变自己的态度别无选择时，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相互关系对他来说如此不可接受呢？患者随后的人际交往表明，在情感上，他认为要么是拥有所有权利，要么是没有任何权利，二者只能择其一。他担心如果放弃了任何权利，将永远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遵从别人的意愿行事。这反过来又诱发了他的顺从和自谦倾向，虽然这些倾向之前已经有所触及，但它们的深度和意义从未被意识到。在各方作用下，患者的顺从性和依赖性非常强，他不得不将所有权利据为己有，建立起一种人为的防御工事。在顺从仍然是他迫切的内在需要时，让他放弃这种防御手段，无疑是要他将自己整个人都抛弃掉。在患者考虑改变他的专制态度之前，分析师必须先彻底解决他的顺从倾向。
本书所讲的每一点都清楚表明，我们永远不可能使用一种方法彻底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反复探讨。任何一种态度都有许多来源，并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新的功能。例如，息事宁人和忍气吞声的态度源于患者对情感的神经症需求且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处理这一需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析上述两种态度。当我们讨论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时，必须继续考察这两种态度。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患者认为息事宁人是圣人的表现。当讨论他的离群索居时，我们将会明白，这种态度还包含了一种避免摩擦的需要。还有，当患者对别人的恐惧以及他对自身施虐冲动矫枉过正时，我们发现这种忍让态度的强迫性更明显了。在其他例子中，患者对胁迫的敏感可能首先被看作因孤僻而起的防御性态度，然后认为是他渴望权力的一种投射，最后可能会被看作他内在胁迫或其他倾向的外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