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 – 林文仁
绪论
党同伐异”一端，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向是政治活动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多数时候，它甚至是政治行为的唯一内涵。不可否认，朋党派系间的互动，往往是将千头万绪的政治事务归纳出原则，妥协出具体实行步骤的有效途径。只是一旦由政策上的歧见，发展成权势的冲突，进而互结门户、动荡政局，矛盾愈深，终成意气之争，其形成“制造政治动乱，窒息人才流通，扼杀社会进步”的负面效果，也就不难想见。
由历代政争的成因去分析，“地域”因素无论在任何一个断代的研究者看来，都是主要的观照点。北朝至唐初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对抗、唐中叶的“牛李党争”、北宋初期的“庆历党争”及中期的“熙宁党争”、南宋绍兴前期的和战之议，下至明代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都被研究者指出地域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尤其在宋代以后，由于黄河流域政治势力的混同与南方经济力量的成熟，地域因素的主线由原来的东西对抗转为南北竞争，遂使问题更形无朝不有。加上科举制度自宋代得到扩大，下至明清已完全成熟为中国社会阶级流动的主要管道后，盘根错节的师友、年谊、僚属关系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派系成分愈见复杂。尽管如此，地域因素在此中所占比重并未降低，反而变得更丰富了。这一点在清代的“南北之争”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研究清初史事的学者，往往提及八旗政权入关后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局面，使政治发展步上轨道，明末原属阉党的北派士大夫之合作是一重要因由，也在这样的条件下，顺治、康熙两朝，北派士大夫能挟此优势，在军事攻伐之外屡兴大案，重击南士，其中以“江南奏销案”“哭庙案”“丁酉科场案”最具代表。康熙中期以后，历雍乾两朝，清廷中央表现了天下大定后，君主集中权力并主导政局的强势作风，已非立朝之初须借汉士原有矛盾以收操纵之实的阶段可比，派系斗争遂一定程度地受到抑制。嘉道守文，虽中央已乏英主，政治风气亦渐现如曾国藩所云“掩饰弥缝，苟且偷安”之貌，但还能维持一基本局面。一旦内外交困，大势渐脱君主全面掌控的格局之外，官僚集团之势渐升，政争便不可免了。值此，南北地域成见，再出作祟，甚且取重于国朝利益，影响深远。
第一章 辛酉政变与南北派系的浮现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同光以降，慈禧太后的专权，是影响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则对于辛酉政变在此一因素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相信也早有共识。若非这场政变，慈禧莫说终有独踞权力顶峰之日，就连“垂帘听政”之形式能否存在，都将大有疑问。是以我们如果说：没有辛酉政变，便没有慈禧时代的来临，应该不是一种夸张的看法。不过，如果只是慈禧个人对权力的欣趋，以有清成法，似亦难以造成扭转朝局的大作用。其时客观条件的配合，才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追溯辛酉政变的缘起，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大行于承德之前所做的权力结构安排，毋宁是刺激政局巨变的直接成因。文宗为新君—其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所指定的顾命阵容，已然使新权力核心陷入了其时足可影响朝局稳定的两项冲突诱因中，此二诱因一显一隐：显者，柄政之御前大臣肃顺与在京的恭亲王奕訢两派势力长期的对立与紧张；隐者，自太平天国起事后，汉士大夫集团中渐见复燃的历史纠结—南北地域之争。此二因素一旦互相为用，再加上承德行在护持幼帝的两宫太后积极联手，所造成的效应便可翻覆朝局矣。辛酉之事，由是产生。
就同光时期展开的南北派系格局论，辛酉之事亦为奠定新局的起点。南人与北人在政变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直接影响了政变后新政府人事布局的组成。这也使得南北势力由前此的模糊与概念性之存在，一变而为具体的政治运作模式。随着领袖人物的浮现与阵营壁垒的分明，斗争逐步升高，难可避免。因此，欲谈同光朝的南北之争，便须先明辛酉之事，方见完整。再者，政变中两位要角—慈禧与恭王，在此后南北对立之政局中都产生了影响势力消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本章中，笔者将以两部分介绍辛酉政变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并形成政局的巨变，此一部分或可名之为辛酉政变的基本因素。次节则就南人与北人在政变中所扮演之角色，说明辛酉政变为何可视为同光南北派系具体化之发轫。由此导入第二章之派系格局确立，当益可明其层次。
第二章 李、沈入枢与南北派系的发展(1865—1867)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辛酉政变发生，所谓“三凶”，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先后加恩赐令自尽及斩立决，以穆荫为首，杜翰、匡源、焦佑瀛三北士在内的四名大臣被逐，枢垣面临重组的新局。可以想见新军机的结构，除将反映以恭王为执政核心的流派色彩外，也将成为检视恭王是否具备稳定朝局能力的第一道考验。欲求稳定，须考虑政变之现实及一切可能影响政局的条件。作为辛酉政变的成败因素之一，南北地域的平衡，在有清一代，第一次成为政府权力结构形成的重要方向。也正是此一布局，展开了去此约二十年，所谓同光时期的南北派系之争。
第三章 南北之争的白热化(1870—1878)
由同治六年沈桂芬行走军机，至同治七年(1868)十月，李鸿藻结束乞病代终制的家居岁月，服阕报起，辛酉以来的军机阵容终于展开了一段稳定的历程。以恭王为首，以下两满（文祥、宝鋆）两汉（沈桂芬、李鸿藻）的结构，维持到光绪二年(1876)五月文祥病逝，才开始有变动。前此，则只有军机中人的晋升、加派记录出现在年表之上，而无人员之出入。也就在这段时期，由辛酉以降，一直有山雨欲来之势的南北派系，终于在决策核心有了久居其位且备受推重的领导人树立目标之后，迅速地集中资源，并开始了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权力抗衡。派系对立一旦化入政治运作之常态，由隐而显，由意识而具体，快速升级便不可避免，以“白热化”名之，谅不为过。
在此时期，南北派系先以政策论辩而见其大异，各聚士论，门户愈张。进而为巩固权力基础，一方面争取决策主导权，一方面削弱对方之竞争实力，逐步深化斗争。由同治九年至光绪四年，有三件史事正可反映此一发展步骤。分别为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光绪三年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光绪四年沈桂芬简黔抚事及其后引发之沈桂芬与荣禄的政治角力。
第四章 派系对立的再升高(1879—1882)
南北派系之争，进展到以人事为核心、寸土必争的近搏时期，由光绪三年至光绪四年之对抗已如前述。北派在内外依恃暂皆不守的情况下，几沦于被动压抑之局。但亦正因如此，反使枢廷之上阵营愈益明显，北派以近乎在野之身，反更可摆脱分享权力的瞻顾，放手一搏。以沈桂芬为首的南派，在援引王文韶、拉拢翁同龢、抑压荣禄而开出中枢权力版图一统门面的优越气势后，反而面临着成为众矢之的的考验。这个考验，并不容易应付。随着由光绪五年到光绪八年的几番政潮汹涌，南派遭逢了持续不断的危机，加以被视为北派主力的清流党，在上位者刻意优容的情形下大见活跃，弹击之健，为有清一代少有，且不避痕迹地力搏南派官僚。此固造成南派在直承锋锐下优势渐失，且以大案迭出，强弱易势，但却也令北派盛极而危，渐入险地而不自知。本章即以光绪五年至八年间，南北两派在原有权力版图上的消长变化，来看此一时期南派如何渐处被动及其实际情形。究其根本，人事倾轧仍为主调，舞台则在五年之“崇厚使俄案”及八年之“云南报销案”。
第五章 南北派系格局的瓦解(1882—1884)
有一些看似互不联系的历史事件，如果我们用心地去梳理存在于这些事件背后的主客观因素，往往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一些巧妙的交集，甚且引领我们看到问题的冰山底流。光绪六年到八年间，有两项事件的发展便能予人如此的体验。而这两项事件的发展，都与核心人物的健康相关联。
光绪六年，在“清流”气势甚盛的情况下，之所以俄事的发展最终仍走向以和为主线，甚且于当年上半年有急转直下之趋势，慈禧太后的大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于此，“清流”的顶峰期见于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的炒作及南派枢臣王文韶的最终去职，在此期间，掌枢的恭王自光绪八年八、九月间即因重病而无法常川入直，直到次年二月病渐愈后，依然精神委顿，慈禧特为赏假一月，而事实上又一直到六月才重新入直。在这将近十个月恭王无法执枢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南北派系主被动地位的易势，枢廷之上，与其说看到的是宝鋆代恭王领枢的过渡状况，倒不如说是李鸿藻积极扩张权力的连串过程。在此过程中，新近成为南派在枢垣代表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在意见上冲突机会的迅速增加，也就成为此一过程中并不突兀的协奏了。
前后两项事件的发展，在我们前此各章的析论与适才的简单提撕之后，似乎看到了历同光两朝的南北之争，其背后的阴影愈形巨大且愈形沉重。主要原因，自然离不开两个隐身在此阴影后的人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只是，一如北派与南派的此消彼长，慈禧与恭王之间的权力比重似亦愈见落差矣。
在王文韶最终于光绪八年十一月被攻去职后，其九年正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有段文字记载了探视恭王时的情景：余自告养后，因恭邸久病未愈，总未谒见，现知病体渐瘳，又值新年，谊应一候起居。谈次以余此次乞养，义不可留，甚且为之垂泪。厚意殷拳，令人感悚无已。
虽只短短几句话，相较于王文韶日记中一向极其简单甚且有些呆板的记事，却已算十分丰富的了，我们似乎可以感见恭王当日在情绪上的反应给予王文韶如何的震撼，而以“感悚无已”形容自己的感受。不过，恭王深情的表现中，最令人产生直接联想的，恐怕不仅是与王文韶的僚属情谊，而是由王文韶的倒台，看到了南派自沈桂芬下世，与慈禧、恭王一报大安，一重病缠身后，渐见逆转的权力现实。更重要的是，南派自过去二十余年来，与恭王一系在政见与利益上的密切合作，更令恭王似已感受到挟藏于“清流”旋风中上位者借之以扩权的锋锐，已渐渐向这位置身决策核心二十二年的亲王步步进逼矣。但今日之下，更令我们感到可叹而其时当事者却浑然无知的发展是：自同治初期以来，成为汉官僚集团中权力杠杆的南北派系之争，已由其影响汉官僚集团权力转变主体的地位，慢慢转化成在上位者改变权力状态的一项工具而已。此在上位者，即慈禧皇太后。
结论
同光时期的南北派系之争，就大环境而论，其实是太平天国兴起以后，汉士大夫集团地位因现实需要上升，遂一改康、雍、乾以降，以君主与满洲亲贵为权力核心之政治发展下的产物。只是汉士一旦取得政治运作之主流地位，历代以来，相沿成习之地域成见，亦一并有复苏之迹象。此一迹象，至咸丰后期，因与恭王及肃顺两党之权力斗争合流而愈见暗潮汹涌。辛酉政变，以南士为运作核心之恭王，扳倒尽以北士为权力核心要角之肃党，遂使南士自道咸之交，汉士大夫地位骤要以来，首次在决策核心取得与北士平等相埒之政治地位，甚且因与恭王人马之渊源而反占得优势。经初期领袖人物之确立与派系盘整，借由同治四年直隶高阳李鸿藻及同治六年江苏吴江沈桂芬之入枢，南北派系之发展路线终告确立。因为此二领袖人物各具长才，各有强大之奥援，加以年富力强，派系之凝聚亦趋迅速。派系既定，则权力版图之消长自不免引起斗争。由先期政策认知上的歧异—此自又与其支持层之价值观相表里—发展至借由人事上之卡位，取得更大之决策主导权。双方斗争之手法遂愈见复杂，所牵动之资源—特别是在人脉经营上—亦愈见庞大，光绪四年沈桂芬与荣禄之交手即其例。
不幸的是，南北之争以辛酉政变之酝酿、发生而具体化，几已注定无法避免再涉入此后垂帘之慈禧与恭王权力争夺之命运。南北领袖未必主动引以为援，党同伐异的激烈势必令在上位者有更多之利用空间。此作用自沈桂芬援引王文韶入枢，排抑北派于权力核心之外后，而转趋强烈。“清流党”作为北派主干，以清议为武器，以行党同伐异之实，便几乎都在慈禧有心利用下步步坐大，但也步步走向崩解—既崩解自身，亦崩解南北派系格局，更重要的是，崩解一向倚重汉士大夫为权力运作主调的恭王政府。光绪十年，“倒恭用醇”及瓦解南北派系格局两大事终于一气完成，朝局遂自此大异矣。由甲申以降，虽看起来仍维持相当比例之汉士于军机，但非为象征，如阎敬铭，即为伴食，如张之万，至于实操权柄者，亦不过在上位者之“仗马”，甘为驱驰，而借以贪敛，如孙毓汶。昔时汉士之主体性已渐见荡然，而士风之恶，更如风行草偃之反词。
历史之发展，自有其大势，大势之成，又系局内人之形移势禁而见急缓，但于偶发之端，往往有此非在意中者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