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战争的面目：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 – 约翰·基根
事件经过
1415年夏末，亨利五世（Henry V）27岁，即位英格兰王位刚两年，他开始了对法国的入侵。他想通过武力收复其家族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得而复失的土地，我们现在称这一时期为“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时期。当然，英格兰并没有丧失所有在法国的土地，而是继续持有加来及其附近地区、波尔多（Bordeaux）及其附近一大片飞地，并且沿海一直向南，包括今天的朗德省（Landes）、下比利牛斯省（Basses-Pyrenees）、吉伦特省（Gironde）、多尔多涅省（Dordogne）、夏朗德省（Charente）和滨海夏朗德省（Charente-Maritime）的全部或部分。但是，根据1360年结束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征服战争的《布列塔尼条约》（Treaty of Bretigny），其家族应得的土地比这要多很多，包括波尔多向北和向东的普瓦图（Poitou）和阿基坦（Aquitaine），几乎占法国领土的三分之一。亨利五世一心想要重新获得的就是这些地区，虽然他似乎还打算恢复英国对诺曼底公国的所有权，因为早在1204年，这块土地就被从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那里剥夺出去了。
对于这场战役，亨利五世究竟有什么样的战略，我们只能进行臆测。从他和几支军事主力的领导者签订的协议可以看出，他想在法国的南部和北部同时开战，但是一开始他似乎无意深入法国的心脏地带。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最后30年里，英国的军队已经数次尝到苦头，长途跋涉让士兵身心疲惫，而法军却实行费边战术，故意回避大规模战役，一点一点地蚕食英国所持有的大量城镇和城堡，而这些是英国对其在法国的领地进行统治的据点，我们现在称这段战争为杜盖克兰（Duguesclin）之战（得名于当时的法军骑兵统帅）。亨利五世的计划似乎和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与黑王子（Black Prince）的恰恰相反，他要在拥有一个稳定据点之后才进行机动作战，并且要在最短的航行路线末端建立这个据点。这一决定意味着他的登陆地点只能在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阿图瓦（Artois）和佛兰德斯（Flanders）之间进行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军将领决定在诺曼底登陆，也基本上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亨利五世选择了塞纳河湾（Bay of the Seine）和阿夫勒尔港（Port of Hairfleu）。
在8月的第二周，部队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登船，11日，扬帆起航。队伍从4月开始集结，而与此同时，亨利五世有意和查理六世（Charles VI）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军队的总人数为1万，其中弓箭手8 000，重骑兵2 000，此外还有随军商贩。船队由1 500艘船只组成，辎重和马匹占用了船上的大量空间，除了每名重骑兵至少要配备一匹马，还要由马匹拖拉辎重。渡海花了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到了8月14日，队伍开始登陆，地点是阿夫勒尔港向西3英里（约5千米）处的海滩，并没有遭遇法军抵抗。安营扎寨用了三天时间，8月18日开始围城。这里驻兵并不多，但是人工防御和天然防御都很强大，南部、北部和东部分别受到塞纳河（Seine River）、莱扎尔德河（River Lezarde）和一片沼泽地的护卫。英军企图从西侧战壕下方挖掘地道进入城内，受到法军的阻挡。于是，就利用至少三台重型大炮对这段城墙进行轰击。炮轰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一个重要的城门被攻破。驻城法军发起数次突击，但是都未能成功，再加上援兵迟迟未至，法军意识到他们只有投降一途。经过谈判，在9月22日（星期日），他们为亨利五世打开了城门。
现在他有了据点，但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在这一年发起像样的进攻，至少三分之一的士兵或死亡或伤残，主要是由于疾病，并且雨季即将来临。在9月初，他已经白纸黑字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即一旦攻下阿夫勒尔，马上渡过塞纳河向巴黎进军，然后再到波尔多。显然，这一方案已经行不通，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不能就此罢休，就这样离开法国。在10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他说服自己的人马，可以一边做出要和正在集结的法军交战的样子，一边向加来撤退，和法军保持安全距离。10月8日，他率军出发。
他的直接路线大约有120英里（约193千米），其间有多条河流阻隔，但只有索姆河可以构成真正的障碍。他沿着海岸一路北上，在10月11日渡过贝蒂讷河（Bethune），并在阿尔克（Arques）进行补给。次日，他渡过伊乌镇（Eu）附近的布雷勒河（Bresle）。在5天的时间里，他已经行军80英里（约130千米）。10月13日，他转向内陆，在索姆河入海口上游渡河。在快要到达索姆河时，他第一次接到关于敌军的情报，形势很严峻。最近的渡河地点被堵，由6 000名法军把守。经过商议，他否决了后退的方案，而是沿河流方向朝东南行进，直到找到没有防御的渡河地点。在此后的5天里，一方面英军越来越饥肠辘辘，另一方面法军在对岸紧追不舍。直到第六天，英军强行穿过桑特勒（Santerre）平原（1918年8月8日，英国在这里发起大规模的坦克战），赶到了法军的前方，在贝滕库尔（Bethencourt）和福洋（Voyennes）发现了两条堤道，虽然已被破坏，但是无人防守。经过一番匆忙的修整，使其可以通行。19日当晚，队伍在对岸过夜。亨利五世下令20日休息，这正是士兵所急需的，在12天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行军200多英里（约320千米）。但是，法国传令官送来的挑战书提醒他们此地不可久留。21日，他们行军18英里（约29千米），和法军大部队的行军路线发生交会。在此后的3天里，他们接着行军53英里（约85千米）。现在，只要再有两三天的行军，他们就可以到达安全地点。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法军已经追了上来，在其右翼并驾齐驱。24日傍晚，侦察兵来报，敌人已经赶到前方，正在部署战斗。亨利五世命令人马做好战斗准备，但是由于夜色将至，法军最终放弃了战斗，向北撤退了一点，就在通往加来的路上扎营。
英军在迈松塞勒村（Maisoncelles）及其周围就地取材，安顿下来。接着，他们草草吃了点东西，做了忏悔和弥撒，然后披上铠甲，准备战斗。天刚一蒙蒙亮，骑士和弓箭手就在两片树林之间各就各位。1000码（约914米）之外，法军也已经严阵以待，几乎全部由骑马的重骑兵和徒步的重骑兵组成。两军对峙达4个小时之久，各自按兵不动。显然，亨利五世希望法军先发起攻击，而法军知道亨利五世早晚要有所行动，要么进攻，正中他们下怀，要么后退，更合他们心意。他们或坐或站，一边吃早餐，一边欢快地大声喧闹。最后，亨利五世决定拔营向法军行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拔营”，因为在过去的一周里，他的弓箭手一直携带防守用的尖桩，即拒马桩。到了距离敌人300码（约274米，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处，英国弓箭手重新把拒马桩立起来，开始了第一轮射击。正如亨利五世所料，受此挑衅，法军开始发起进攻，由重骑兵从侧翼发起冲锋，全副武装的徒步重骑兵紧随其后。法国的骑兵没能突破英军的防线，反而在英军的乱箭之下遭受损失，于是就转身而逃，结果正好冲进正在前进中的徒步重骑兵队伍。他们虽然有所动摇，但是依然继续前进，朝英军发起进攻。英军兵分三路，弓箭手位于两翼。虽然法军在弓箭手那里遭受了损失，但是他们显然不屑于和弓箭手作战。在距离英军还有几码远的地方，他们加快步伐，直冲英军中路而来。有一阵子，英军开始退却，但是法军互相靠得太近，无法利用手中的武器扩大缺口。英军很快站稳脚跟，开始反攻，此时大量的弓箭手加入进来，他们丢下弓箭，手里拿着斧子、锤子和剑，或者是从地上捡起法国士兵丢弃的武器。接着是短暂但是极其血腥的肉搏战，英军几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很多法国士兵摔倒在泥沼之中，并就地被杀，其他站立着的也无法自保，要么被刺死，要么被锤杀。法军第二阵列赶上前来，投入战斗。法军本来就在人数上占优势，这样一来，人数上的优势更加明显，但是依然没能扭转形势。最终，得以从混战中脱身的法国士兵回到了剩下的队伍那里，即一直处于观战状态的第三阵列的骑兵。参战的英国士兵也返回到自己的队伍。战场之上，血流成河，法国士兵伤亡惨重，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说法，尸体堆积得有一人多高。有些英国士兵把解除武装或受轻伤的法国士兵集中起来，带到后方，由专人看守。
与此同时，因为参加一个洗礼仪式而姗姗来迟的法国贵族布拉班特公爵（Duke of Brabant）率领人马草率发起冲击，但是没能打破英军阵列。亨利五世很谨慎，没有让队伍卸下武装，因为法军第三阵列的骑兵并没有解散。他担心如果英军全都去抓战俘或抢夺战利品，这些骑兵会乘机发起进攻。到了下午，有迹象表明法军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三位骑士的率领之下，一群武装起来的法国农民突然出现在英军存放辎重的地方，虽然他们最后被赶跑，但是也杀死了几名士兵，偷走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其中包括亨利五世的一顶王冠。
要么是因为这一事件，要么是由于法军骑兵的威胁，亨利五世命令将所有的法军俘虏马上处死。这一命令没有马上得以执行，原因不难理解。即使不考虑执行者在道德上的顾虑和心理上的反感，也不考虑对这一命令背后原因的误解，即如果法国骑兵突然对前线发起攻击，这些俘虏会拿起武器从后方呼应，对于那些家境穷困的英国士兵来说（也许不仅仅是那些家境穷困的），杀掉俘虏意味着丧失赎金，而这是他们不愿意发生的。但是亨利五世非常坚决，命令一位骑士和200名弓箭手着手办理此事，直到看到法军的骑兵很显然正在准备从战场撤离才阻止了他们，而此时很多法国士兵已经被杀，有些英国士兵甚至把受伤的俘虏关在屋子里活活烧死。
那些出身最高贵的、最富有的俘虏不但免于一死，还在迈松塞勒和亨利五世共进晚餐。在前一天晚上，这里曾经是亨利五世的根据地，现在他又回到了这里。路上，他召集两军的传令官，他们在有利位置一起观看了战斗的过程。和法军的首席传令官一起，他为这一战役定了一个名称，即阿金库尔战役，因阿金库尔是距此最近的要塞而得名。次日清晨，他召集队伍，将战俘集中起来，将伤员和大量的战利品进行了分配，然后，队伍穿过战场，朝加来进发。不少法国伤兵已经在夜间死掉或者被杀死，那些活下来的，此时也被杀死。29日，英军带着2 000名俘虏到达加来。国王没有在此停留，而是马上去了英格兰，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回到伦敦。
战斗过程
对于战斗的种种具体细节，对于士兵的感受和技术，我们都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些本来都是编年史家兼目击者所观察到的。阿金库尔战场上箭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又是什么声音；两军在第一次接触时是什么情况；法国骑兵是以什么速度和密度发起冲刺的；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看来，比如法军的第三阵列，近身肉搏战是怎样一种混乱场面；战场上的噪声有多大，指挥官怎样让手下听到自己的指令。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目击者一目了然，而我们却无法想象。这些问题导向不那么具体的问题：战斗开始之后，领导层是怎样指挥的呢？是大力督促，还是身先士卒？行动上的一致性是取决于演练过的战术，还是仅仅取决于集体意识？或者根本就没有领导层，每一名士兵或者说每一名勇敢的士兵尽力而为。还有更加抽象的问题，诸如在中世纪战争中，“勇敢”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是怎样评估自己所面对的危险的呢？步兵是更害怕马，还是更害怕马上的人？重甲士兵是更害怕箭矢，还是更害怕同样身着重甲、短兵相接的对手？寡不敌众之时，背水一战和缴械投降哪个更加安全？转身而逃是不是比奋力一搏更加危险？
对上述有些问题的回答必定会有很多臆测的成分，虽然这种臆测很有趣，但是对其他一些问题，我们肯定可以做出可能性很大的回答，因为这些是技术上的问题。在行军速度、阵列密度和武器的威力等方面，我们可以根据铠甲的强硬度、箭矢的穿透力、人的体能、战马的体力和速度等已知因素，对我们的揣测进行验证。根据军事技术上的这些可能性，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战场本身的动态变化以及参战队伍的士气。
首先让我们人为地将战争分为一系列事件。如上文所述，事情始于黎明时分的排兵布阵，至于究竟是天刚蒙蒙亮，还是在较晚的大约6点40分日出时刻，在这种细节的精确性方面，我们不能指望编年史家达到参谋学院所制定的标准，他们本人也并不期望做到这一点。在人数方面，他们更加不求精确，尤其是涉及法军时。亨利五世的队伍由五六千名弓箭手和1 000名重骑兵组成，对此基本上已经形成一致看法，并且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表明，而对于法军的人数，分歧较大，少则1万，多则20万。伯恩上校（Colonel Burne）让人信服地调和了这一差异，他提出的数字是2.5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重骑兵，而他们中有1 000人带来了马匹，剩下的是徒步。
起初，两军在距离大约1 000码（约910米）的地方各自布阵，他们中间是一长条开阔而平坦的耕地，两边都是树林。在法军的一边，耕地的宽度大约有2 000码（约1 830米），田里刚种下冬小麦。在英军一方，两片树林之间的距离稍微缩小。在两军最终交战的地方，树林之间的距离为900码至1 000码（约823米至914米）。这些测量假设这些树林的轮廓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地界保持了高度稳定。
英国重骑兵主要是徒步，兵分三路：右路由约克公爵（Duke of York）指挥，中路是国王，左路是卡莫伊斯男爵（Lord Camoys）。在他们之间和两翼是弓箭手。整个阵列由四五排组成。两翼的弓箭手可能有点靠前，中间的两队弓箭手可能呈楔形分布。这样一来，似乎重骑兵位于弓箭手的稍后方。在他们对面，法军形成三个阵列，其中第三阵列由骑兵组成。两翼也是骑兵，各有500人马。前面的两个阵列是步兵，各有8 000人，排成8排，阵列之间有弩手，侧翼有一些没有发挥作用的大炮。在两侧，各个分队的领导者（贵族、方旗骑士和普通骑士）举起了带有他们各自纹章的旗子。在部署期间，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夺，因为他们争相把自己的旗子摆到前列。
部署已毕，两军准备战斗。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战斗可以分解为12个阶段：等待；英军前进；英军弓箭手发起射击；法军骑兵冲刺；法军步兵前进；英法重骑兵之间的混战；英国弓箭手加入混战；法军幸存者逃离混战现场；第二次等待，在此期间，法军第阵列构成威胁，其中一小队人马再次发起冲刺；法军对英军停放辎重的地方发起突袭；屠杀法军俘虏；最后，双方撤离战场。每个阶段是什么情况？它们又是怎样推动整个事件发展的呢？
等待阶段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大概从上午7点到11点，这一阶段肯定十分难熬。两位编年史家提到法军前排的士兵坐了下来，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大肆喧闹，互相开玩笑，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安定下来之后的事情，此前他们你推我攘，互不相让，争夺前排的位置。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争执，但是这样一来，那些身份更加高贵、更加勇敢的就到了那些地位更低、更加胆小的人前面。编年史家没有提到英国士兵模仿法军，但是考虑到前者所处的艰难境地，加上他们的阵列要比法军薄弱很多，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如此争先恐后。同样，他们也不大可能会大吃大喝，因为军队缺粮已经9天，据说弓箭手们最后只能靠坚果和浆果维持。对于英军来说，等待意味着饥寒交迫，痛苦不堪。刚刚下过雨，土地是新犁过的，温度大概在40至50华氏度（约4至10摄氏度），军中很多士兵患上了痢疾。队伍处于作战待命状态，任何人都不准擅自离开，因此，他们可能只好就地解决问题。对于穿着护腿甲的士兵来说，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
由于预料到法军不会首先发起进攻，国王命令队伍前进，这一命令受到大家的真心欢迎，至少运动可以产生热量。从黎明到现在，身着铠甲的骑士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热量。但是，时机未到，他们的行动并不快。由于士兵们的装备和负担并不一样，要想维持行军秩序，前进的速度必须放慢。此外，这一行动只是要改变一下位置，而不是要发起冲击。国王及其部下可能已经意识到一旦队伍发生混乱，敌人有可能会乘机发起进攻。有几位编年史家都提到一点，即应国王的命令，在行进之前，有一位骑士对弓箭手的着装进行了检查，用现代军训教官的话说是“仪容检查”，并且确保他们给弓上好弦。重骑兵随着其领主旗子的移动而移动，而领主们则追随国王。
队伍要走过大约700码（约640米）泥泞的田地，慢步前进，中间几次停下来整理着装，可能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到达新位置。中世纪的军队行军步伐并不一致，在当时那样的地面上，即使是现代的军队也不会这样做，“步调一致”的行军是路面平整情况下的事情。随着他们距离法军越来越近，领导者开始对形势进行评估，行进的步伐慢下来很多。据推测，亨利五世打算在弓箭最远射程处停下来，通常认为是距离法军300码（约270米）的地方，但这一射程是很难达到的，250码（约230米）应该是更加符合事实的判断。如果侧翼的弓箭手稍微靠前，则中间的队伍距离法军更远一点。如果就像一位编年史家暗示的那样，他还派遣弓箭手埋伏在树林中，这表明两军之间的距离可能还要大，因此应该在250码至300码之间。
此后一定还有短暂的停顿，因为从行军的第十天开始，弓箭手就每人携带一根结实的、两头尖的拒马桩，现在他们要利用锤子把这些拒马桩插到地上，并让其角度正好瞄准敌军战马的胸部。拒马桩插好之后，还要赶紧将其再次削尖。起初，亨利五世命令准备这些拒马桩的目的是要防备在行军过程中受到敌军骑兵的突袭。在两军对峙时，将其插在地面上，这是一个很明智的临场发挥，虽然这一做法并非完全独创。班诺克本（Bannockburn）战役中的苏格兰人、克雷西战役中的英国人和科特赖克（Courtrai）战役中的佛兰德斯人都曾经在战场上挖坑，让敌军马匹失足断腿，其原理和阿金库尔战役中弓箭手所用的防御拒马桩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否建起一道防线。如果他们把拒马桩插成一排，就要有一段时间背对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拒马桩安置好。是不是更有可能这样呢？他们每个人就地把拒马桩插在地上，形成一片拒马桩丛，敌人的马匹不敢冲过来，而防御者却可以在其间穿行自如。这样就可以解释一位编年史家令人不解的陈述，即“每名弓箭手在自己前方放了一根拒马桩”。这样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涉及的数学问题。伯恩中尉的估计还没有被质疑过，他认为英军整个阵列的宽度为950码（约870米）。假如作战队形由1 000名士兵组成，他们并肩排列，排成四层，每人占据一码的空间，队伍会延伸到250码（约230米）。如果占据剩下的700码（约640米）的5 000名士兵将拒马桩并排插好，会形成一个间隔为5英寸（约13厘米）的围栏。这不仅让法军无法穿越，对英军弓箭手的行动自由也会形成障碍，实际上在他们把拒马桩插在地上之后，会无法回到拒马桩后面，而就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英国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战役，行动自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因此，关于弓箭手采用的阵形，最接近事实的推测是他们之间大约有一码（约0.9米）的间隔，有六或七排，排与排之间也有一码的间隔，纵横交错排列，以方便后面的弓箭手瞄准射击，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条松散的带状，深度为20英尺（约6米）或30英尺（约9米），中间是斜插着的拒马桩。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弓箭手是怎样指挥的，在我们了解这一战役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士兵们追随他们的领导者，后者把他们集合起来并带上战场。像萨福克伯爵这样的大贵族所率领的人马比较多，其中也有骑士，而这些骑士一定是队伍中的小头目。因此，就这些相对紧凑的小群体而言，并不难想象命令是怎样得以传达的。当然，我们要原谅那些在现代的军官看来有违军纪的行为，例如企图进行一对一的搏斗，或者是爱出风头，搞个人英雄主义。在中世纪的军事背景之下，“军官阶层”这个表达意义很模糊，但是如果他们全都专注于指挥军队的一部分人马，剩下的人马谁来领导呢？在弓箭手中间，一定有某种支配和约束关系，这种认识并不幼稚，而是恰恰相反。14世纪初，即爱德华一世统治期间，军队的建制是20人组成一小队，由一位领双份军饷的军官指挥，这些小队又组成百人大队，由一位披甲的骑士领导。这一建制是否一直延续到15世纪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百人大队的领导者直接对谁负责，也不知道指挥系统是怎样一直延伸到国王那里的，我们只是可以肯定事实的确如此。
弓箭手对步兵和骑兵
现在弓箭手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开火（这一表达不大合适，因为火药时代此时刚刚起步）。他们每人24支箭，有的是一束，有的是两束，箭头朝下插在旁边的地上。前两排视野很好，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后面的人视线被遮挡，只能偶尔看到前方，因此，一定有口口相传的命令，让他们保持距离。在开战之初，弓箭手的任务就是挑衅法国人发起攻击，因此，他们发射的箭应该尽可能集中于目标。用现代炮兵的话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同时发炮、集束射击的效果，即所有的炮弹必须集中同时到达攻击目标。
揣测他们此时的感受没有意义。他们都是久经沙场、身陷绝地的士兵，此外，他们的“火力”是“间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箭不是直接射向敌人，而是要有很陡的角度。因此，他们射击的目的不是杀戮，而可能是战术上的需要，是即将到来的、真刀真枪的战斗的前奏。
他们一定至少收到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拉弓，第二个是射箭。各个小队的弓箭手之间是怎样协同一致的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喊声响起，旗子放下，英军队伍中升起四片箭云，到了100英尺（约30米）的高度之后，以更加陡峭的角度飞落到对面的法军重骑兵队伍中。鉴于强弩之末的速度和角度，这些箭不可能对法国重骑兵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到了15世纪早期，铠甲几乎全部由钢板制成，取代了距此半个世纪之前只能覆盖肩膀和腰部活动部位的铁质铠甲。此外，这种铠甲的表面很光滑，精心设计的带有活动面罩的宽边头盔可以让箭偏离，不至于对头部和肩部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可以认为在战斗的开始铠甲有效发挥了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箭雨对队伍士气的影响。法军重骑兵弓着身子，箭雨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背上，叮当作响，这种声音一定十分刺耳。虽然距离如此遥远，但是如果侧翼骑兵的马匹被击中，也很可能会受伤，因为它们只有面部和胸部有护甲。锋利的箭头可以很容易穿透覆盖它们身体的保护垫。马匹中箭后和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嘶鸣声甚至可以压倒金属撞击的声音。
骑兵对步兵
我们还可以想象来自法军的叫骂声和威胁。乱箭射击的目的实现了，至于用了多长时间，编年史家并没有说明。但是，因为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可以每十秒发起一次射击，我们可以猜测最多只要几分钟就引起了法军的攻击。前面提到过，法军自以为胜券在握。他们所等待的就是一个战术上的借口：要么是英国人转身而逃，要么是对他们表示蔑视。一两轮齐射已经足够侮辱人的了。在第一轮射击之后，两翼的骑兵就已经跑出阵列，开始发起冲锋。
冲锋的对象是什么呢？专门提到这一点的两位编年史家明确指出，两队骑兵的攻击目标是英军侧翼的弓箭手。两队骑兵各有五六百人，分别由两位贵族率领。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的敌军主力从战场上驱赶出去，让法军步兵对付英军中间的重骑兵和小队的弓箭手，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劣势。这是一个奇怪和危险的决定，除非我们可以认为英军弓箭手将拒马桩立在了队伍中间，法国人看不到这一障碍。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法军骑兵是在不知道有拒马桩的情况下冲向英军弓箭手的，而英军也是在两兵相会之际才向后撤退，拒马桩这才暴露出来。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这里就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冲刺开始时的情景不难想象：骑兵列队并肩策马向前，他们也许有两三排，两三百支长矛指向敌人。在宽度上，和对面的弓箭手大致相当，约为300码（约274米）。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骑在高背、加垫的马鞍上，双腿向前伸直，双脚踩在重重的马镫里，右手执矛，腾出左手控制缰绳。由于身披重甲，他们不再需要携带盾牌。一共两三百码（约183~366米）的距离，在40秒左右的时间里，只剩下最后50码（约46米），然后，他们开始朝着英军以时速12英里或15英里（约19千米或24千米）的速度奋力冲刺。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好。骑兵和弓箭手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弓箭手已经对弓身前行的敌人发起了三四次齐射，有的马匹已经中箭倒地，或者惨叫着开始后退。弓箭手又发起一次齐射，更多的马匹摔倒在地，并把旁边的马匹给绊倒了，但是骑兵主力继续向前冲。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对战斗中所发生的事件和暴力意外做出区分。通常情况下，如果前面的障碍无法越过去或穿过去，它们就不会冲上去。前面如果密不透风站着一排人，它们是无法越过去或穿过去的。对于明显危险的障碍物，如弓箭手插在地上的拒马桩，它们更不会冲上去。同样，人也不会站在奔跑的马前面，他要么会跑开，要么会寻求庇护，只有极其大胆、对马十分熟悉的人才会原地不动。但是，意外总是会发生。人有错误估计或者手脚不麻利的时候，而马匹也会有迷惑或发疯的时候，而一旦发生碰撞，结果几乎总是对人不利。因此，无论人马相撞的情况是多么异常，多么少见，我们都不能说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军弓箭手和法军骑兵身上。训练弓箭手本来就是用来对付骑兵的，马匹就是用来冲锋陷阵的，而骑兵的主要职能就是坚持让马匹做与其本性相悖的事情。此外，根据两位目击者的记录，部分法国骑兵的确冲到了弓箭手中间。
军事理论家的两个相对立的“武器原则”都没有发挥作用：一个是“投射物”原则，体现在弓箭手身上，他们没能成功阻止或驱散骑兵；而骑兵所体现的是“休克”原则，也没能压倒步兵，或者让他们逃之夭夭，因为骑兵所要引起的“休克”在本质上针对的是士气，而不是敌人的兵力。造成这一结果的肯定是拒马桩。法军由于速度太快，人数太多，能冲刺的距离很短，没有全部被乱箭射杀或摔下马来，而英军由于有拒马桩的保护，变得无所畏惧，只是向后撤退了一点点。此时，骑兵已经冲到拒马桩跟前，欲罢不能。于是，双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到了一起。
还有些重骑兵的马匹绕过弓箭手侧翼，“冲进”了树林。后面的骑兵让马匹回过头来或者马匹自行回过头来，开始往回跑，但是至少三名骑士的马匹被钉在拒马桩上，其中包括纪尧姆·德·萨乌斯，他们被摔在地上，当场死于锤子或刀剑之下。有一段时间，对英军弓箭手来说，法军重骑兵骑在全身披甲的高头大马之上，以每小时10英里至15英里（约12千米至24千米）的速度向他们冲来，直到距他们面前几英尺的地方才停下来，这一幕非常可怕，但是对于法军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在他们仓皇奔逃之际，从迎面而来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英军弓箭手以满腔怒火再次发起射击，更多的马匹应声倒地，剩下的也开始失控狂奔。
步兵对步兵
这次惨败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幸存者的士气，因为就在马匹往奔逃的过程中，迎面撞上了前来攻击英军中路的第一支徒步重骑兵分队。这支队伍大约有8 000人，分布在林间空地上，排成8到10排，他们很难快速分开队列，让仓皇逃命的重骑兵通过。对于此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通过一部电影纪录片一目了然，这部纪录片反映的是1968年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反越战示威游行的情景：警察骑的一匹马受到惊吓，从示威者队伍中跑开，冲进正在步行的警察队伍。那些首当其冲的警察匆忙向两边或后面躲闪以让出一道空隙，警察手拉手，形成了一道奇怪的波浪线，向两边扩散，一直延伸到距离很远的警察。他们站得很密，互相抓紧对方，笨拙地先是后仰，然后是前俯，以维持平衡。凡是置身于过于密集、喧闹而移动的人群的人都可以体会到这种被波浪冲刷的感觉，面对迎面而来的失控的骑兵队伍，法国步兵的感受就是如此，当然其来势更加迅猛。和遭遇英军弓箭手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很多马匹可能躲开了，但是就像部分编年史家所证实的那样，也有些冲进了步兵队伍，打乱了其行进的步伐，把一些士兵撞倒在地。考虑到地面泥泞，他们又身披六七十磅（约27~36公斤）的铠甲，这可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
本来最多再有三四分钟这支队伍就可以和英军短兵相接，由于有了这一中断，亨利五世的队伍获得了足够的时间为战斗做好准备，而两翼和中间的弓箭手也可以继续对法军发射。随着法军的前进，两军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每10秒钟5 000发的箭矢直射过来，肯定开始给法军步兵造成伤亡。虽然他们低头弓背，头盔、胸甲、护腰和护腿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光滑表面，大部分箭矢滑落下来，但一定有部分箭矢从面盔和肩甲的薄弱部位射进去，并且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甚至可以直接穿透铠甲。“锥形箭”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它的终端速度足以近距离穿透一英寸（约2.5厘米）厚的橡木板，如果角度合适，也可以穿透薄钢板。
虽然如此，弓箭手并没能阻止法军的前进，但是成功引导法军缩短了战线。因为法军的步兵和骑兵不同，其攻击目标显然不是弓箭手所在的位置。在前进的过程中，大部队的前列“要么是因为害怕弓箭……要么是为了能够更快地深入我军内部，到（国王、约克公爵和卡莫伊斯男爵的）旗帜所在之处……兵分三路……冲着旗帜所在的三个地方发起进攻”。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两翼返回的法军骑兵也将步兵向中间挤压，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加强了这一趋势（我们的确无从判断），据说当有机会和其他的重骑兵作战并赢得荣耀和俘虏时，重骑兵是不愿意和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作战的。在法军第一次发起进攻时，无论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几位讲述者都证明了同样的结果。队伍的前排分成三支攻击纵队，长驱直入，进入伯恩上校所说的英军阵列的三个“凹陷处”，在这里，英军重骑兵集中在弓箭手用拒马桩围起来的空地后面。
法军的冲刺取得了最初的成功，英军的重骑兵后退了“一杆长矛的距离”。这个传统的表达方式究竟代表多长的距离，我们无法判断，由于法军预料后面会有地面战斗，已经把他们的长矛截短，让我们更加无从判断。这可能意味着“刚好足以对法军的冲击形成缓冲”，因为可以想象，你推我搡地步行穿过了300码（约274米）泥泞的土地，法军肯定已经气喘吁吁，但是在最后几英尺的距离，他们将矛头对准敌人的胸口和腹部，加速奔跑起来。他们的目标也许是尽可能多地撞倒几名英军，以便打开缺口，先将其驱散，再逐个歼灭，或者迫使他们后退，撞到战友的武器上。简而言之，其目标是“制造混乱”。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英军如果人数更多的话，可能会在法军形成冲击力之前就主动先前迎战，但是由于敌众我寡，面对法军的矛头，首当其冲的英军士兵选择了后退几步，对于个人而言，这是谨慎的，从战术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合理的，既可以打乱敌人的步伐（长矛手在冲刺时会左脚向前），又可以引起法军前线的动荡，对其冲击力形成暂时的缓冲。与此同时，英军也可以把矛头刺向法军。随着两军停止移动，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相距10英尺到15英尺（约3米至4.6米），中间隔着挥舞的长矛，互相刺杀，嘈杂的声音像曲棍球比赛中开球的声音被放大几百倍。
英法重骑兵之间的战斗本可以就这样逐渐结束，就像中世纪很多战场上所发生的那样，双方都不会再遭受更多的伤害，虽然英军的弓箭手可能会继续给法军造成伤亡，只要他们在射程之内，并且英军手里还有箭（证据显示所剩无多）。根据我们的猜测，三个因素让作战双方都不敢撤出战斗：首先是英军害怕失去树林之间和弓箭手立起的拒马桩后面的安全位置，而开阔的地方更加危险；其次是法军胜券在握；最后是法军在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如果法军已经分成三列纵队，每一列纵队前排的宽度和对面的英军相当，比如说80码（约73米），并且纵队之间的间隔差不多也这么大，如果从空中鸟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三叉戟形状的阵形，每个叉子上有20排法军，共有约5 000人，而在叉子基部是混乱的队伍，大约有3 000人。在这些人中，除了最前排的七八百人之外，都看不到也听不到前方发生了什么，但是都很确定英军必败，只等着下手打扫残局。
此外，法军中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全局，也没有指挥系统可以将命令传达下去。下面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后面的士兵对战斗前线的士兵形成很大的压力，把他们不断逼向英军的武器，或者至少是剥夺了个体的回旋空间，而要想有效防御或进攻，这样的回旋空间至关重要。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要想理解阿金库尔战役，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使是在队形十分密集的情况下，所有的步兵战斗归根结底都并非发生在群体之间，而是众多个体打斗的集合，可能是一对一，也可能是一对二，或者是三对五。必须是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士兵个体使用的武器无论是范围还是效果都十分有限，即使在步兵普遍配备了枪支之后也依然如此。在阿金库尔战役中，重骑兵的武器是长矛、长剑、短剑、狼牙棒或战斧（包括大刀、钩镰和类似的武器），他的杀伤力仅限于自己周围，在此所及范围之内，他可以尽情砍杀。但是如果后面被人群堵住，面对英军的打击和砍杀，无法躲闪、侧步或后退，作为个体的法军重骑兵一定很快就被打败，被击中头部和四肢，虽然隔着铠甲，依然足以造成伤害，让他们丢掉武器，或者失去平衡，失足跌倒。交手之后刚刚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他们中有些就已经倒下，尸体就躺在战友的脚下，进一步阻碍了个体的行动自由，对整个队伍的前进构成障碍。
在战斗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假如法军第一排的大部分士兵能够站稳脚跟，人数上的巨大优势所形成的压力通过端平的长矛很快就可以迫使英军后退。但是，一旦开始有人倒下，可能还因为法军截短了他们的长矛，而英军却没有，后面一排的法军发现，一旦跨过阵亡者的尸体或者踩在尸体上，就进入了英军的杀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后面在不断施加压力，他们可能别无选择，只好如此。可是这样一来，就比那些已经倒下的战友更容易摔倒，因为尸体作为战斗平台很不稳定，可是对于努力躲避前方攻击的人来说却是十分有效的绊脚石。总之，一旦法军停止前进，前面受到尸体的阻碍，后面受到巨大的压力，其翻滚效应是累积式的。
虽然压力不断积累，但也很突然，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人数上的压力和绝望最终一定让部分法军离开纵队，朝着英军弓箭手发起进攻，而此时弓箭手的箭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无法抵挡身着铠甲的法军重骑兵，会溃败而逃，而这会让英军的重骑兵被包围和屠杀。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编年史家对此非常明确，恰恰相反，反而是弓箭手掌握了攻势。看到法军前线的士兵倒地，侧翼的士兵还在躲避最后射来的箭矢，弓箭手抓住混乱提供的机会，拔出长剑，挥舞着沉重的武器，如斧头、钩镰或者用来敲桩的大锤，离开拒马桩后面的位置，开始对法军重骑兵发起攻击。
这是一段很难让人信服的情节。他们不可能去攻打法军的前线，因为那里有英军重骑兵，没有增援兵力的位置。而在侧翼，法军的伤亡可能还不大，战场上阻碍也很少，如果没有佩戴盔甲的人胆敢进入他们武器所及范围之内，他们应该可以轻松解决。有两位编年史家提到他们站得过于紧密，根本无法举起武器，对于阵列中间的士兵来说，很可能就是如此，但是这并不适用阵列边缘的士兵。如果弓箭手的确给法军重骑兵造成了伤害（这方面的证据是一致的），肯定不是对密集的法军纵队发起直接攻击的结果，而是另有其他的方式。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小队的弓箭手开始攻击单个的重骑兵、被法军骑兵“掉头冲锋”驱散的前排步兵，或者在此过程中落马的骑兵。这种冲锋在两翼都有发生，因此在骑兵掉头之后两三分钟之内，在弓箭手队伍的主力前方距离50码到200码（约46米到183米）的地方，一定能看到很多法国士兵，有的趴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弓着身子，有的踉踉跄跄，显然无法一致抵抗，个体也几乎不能自保。脚下是滑溜溜的泥沼，身上有六七十磅（约27~36公斤）重的铠甲，一旦倒下，要想爬起来的确很难，即使能够站起来或者没有倒下，也很难回到密集的队伍寻求保护。我们可以推测，并且就像参战者圣雷米（St Remy）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有些弓箭手冒险从拒马桩后面跑出来对他们发起攻击，他们肯定跑不掉。
“对他们发起攻击”可能是两三个对一个，一名弓箭手从前方刺向法军重骑兵，另外一名躲开重骑兵的长剑，用锤子砸向其后脑勺，或者用斧子砍向其膝盖，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将其击倒在地，而一旦倒下，他就无可奈何了。如果他戴着中头盔，就刺向他脸部，如果他戴着封闭式的头盔，就刺向面盔上的缝隙，或者刺穿肩部或下身的盔甲，都会直接将其杀死或者让其失血而亡。这一杀戮过程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一阵乱刺，笨拙地躲闪，倒地，两三个人把一个人压在地上，几次致命的击打，临终的叫喊。“10个卢比干掉了2 000镑的教育。”[吉卜林（Kipling）：《边疆的算术》（Arithmetic on the Frontier）]在两片树林和法军主力部队之间的两个狭窄空间，在主要的战斗开始之后的几分钟之内，这种场面肯定随处可见。身陷困境的法军士兵如果不想就这样死在英军弓箭手的手里，唯一的办法就是恳求饶命，而在战役的这一阶段，他们未必愿意答应，虽然有赎金的诱惑。对因为丧失战斗能力而投降的敌人，必须送离战场，对于此时仍然处于明显劣势的英军来说，这是时间和人力上的浪费。
但是，前线对法军的抑制和侧翼的屠杀似乎很快就扭转形势。按照圣雷米的说法，法军骑兵的“反向冲刺”导致部分法军仓皇撤退，在前线和侧翼的法军可能也恐慌起来。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否则就无法理解后面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法军内部再次发生移动：后面的人看不到发生了什么，继续对前面施加压力；侧翼的士兵清楚地看到了英军弓箭手的屠杀，开始向后退却；前排的重骑兵也在向后施加压力，如果不是为了逃跑，至少是为了得到更大的作战空间，可以不用担心被倒下的尸体绊倒或者被迫从尸体上踩过去。这些移动可能改变了法军的阵形，其侧翼和树林之间的距离增加，而这给弓箭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发起“包抄式”攻击。我们可以想象，剩下的弓箭手看到战友可以如此轻松地干掉敌人，也变得胆大起来，可能是接到了国王的命令，也可能是自发决定，从拒马桩后面冲出来，排成阵列对法军侧翼发起攻击。
当然，“侧翼”这个军事用语，意思是“侧面”。英语里的“flan”一词源自法语，而在法语里，两个意思是同一个单词。侧翼攻击的优势和从侧面打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而对于英军弓箭手来说，此时法军侧翼的状态是又一个很大的优势。位于阵列边缘的重骑兵开始向后面撤退，或走或跑，在此过程中，如果看到追过来的英军，他们肯定会加快速度，这样就让本来位于队伍里面的法军暴露在外。而在此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英军弓箭手，实际上还没有想到要使用武器，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面的武器碰撞声和喊叫声上，因为他们以为前面才是他们要作战的地方。突然受到来自左侧或右侧的攻击，他们中有些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来，并把武器也转过来，就已经像那些被英军重骑兵杀掉的人一样，被击倒在身旁战友的脚下。
如果弓箭手此时能够在法军侧翼造成和前排一样的翻滚效应，法军肯定大限将至。战役中大部分伤亡都发生在一个界限明确的狭窄“杀伤区域”之内，堑壕战中的“无人区”就是这方面最著名、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杀伤区域的深度是由最通用武器的有效范围所决定的，在步兵战役中，杀伤区域总是相对较浅，而在白刃战中则很短，只有几英尺。在此情况下，获胜一方的杀伤区域越大，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如果英军此时能够将杀伤区域从前方延伸到法军侧翼（“包抄式”攻击），的确可以给法军造成重大伤亡。
对于法军来说，形势十分险恶，此时肯定全军都感到了恐惧，他们应该分散逃跑才对，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原因依然是法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到此时为止，参加战斗的仅仅是第一批法军，第二批和第三批按兵未动，但是随着第一批开始败退，侧翼的逃命者预示了第一批的崩溃，第二批法军穿过泥泞的地面，前去支援，但这恰恰不是当时所需要的支援。如果第三批的骑兵上前再次对英军弓箭手发起冲刺，他们很可能会成功救援，因为此时的弓箭手已经没有了拒马桩的保护，并且箭矢也已经用光了。但是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法军骑兵却原地未动。第二批步兵走上前来，堵住了疲劳而绝望的同胞的后路，让他们无路可逃，继续遭受屠杀。
根据编年史家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第一批法军大部分或伤或亡，没能逃脱的士兵有的沦为战俘，有的准备投降。投降的人很多，一位牧师有点刻薄地说：“那天有些人投降了十次以上，甚至包括出身高贵的人。”有些人的投降并没有被接受：阿朗松公爵冲过去攻击格洛斯特公爵，却陷入英军的包围，于是他就对前来解救其弟弟的亨利五世大喊投降，但是还没等亨利五世下令就被杀死。虽然如此，从英军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那一刻开始，就有很多法军士兵沦为俘虏，答应支付赎金。这部分人离开了战场，还有一部分已经死亡，剩下的那部分士气低落，并且肯定已经开始疲惫不堪，这给英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以放弃密集的队形，深入敌人内部。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第二批法军产生接触，此时距离战斗的开始可能只有半个小时。英军肯定也累了，身穿铠甲，手拿沉重的武器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作战时的兴奋、恐惧和体力支出很快就耗尽了他们的能量，虽然腺体在压力之下的活动可以释放大量的能量。虽然如此，法军第二轮的进攻并没能击退他们。实际上，第二批法军的干预似乎并没有对战斗产生明显的影响。现代军事上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即“不要增援失败”，大意是说进攻受挫的士兵会觉得自己已经被打败，会努力逃跑，如果把援兵送到这些人中间，让他们和这样的人群相对抗，他们可能也会被绝望的情绪所感染，只会是浪费。第二批法军在迎战英军时，似乎的确挤成一团，充满绝望。编年史家并没有明确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因为情况和第一批的失败十分类似。但是，我们可以猜测第二批的大部分人在意识到灾难之后，马上掉头逃跑，有的被他们的随从或仆人拖走。
这里是白刃战阶段的高潮，编年史家所提供的有关事实很难统一。英军似乎有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他们有成百上千的俘虏，据说国王及其随从已经打入法军的第一批。可能就是在这一阶段他被击中，头盔上留下了凹痕，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坟墓上，依然可以看到这副头盔。但根据前面提到的牧师的讲述，在法军纵队最初对英军重骑兵发动冲刺的至少三个地方，法军的尸体堆积得“比一人还要高”。实际上，据说英军曾爬到上面，“用长剑、斧头和其他武器屠杀下方的敌人”。
这种“尸体堆成的墙”也许是关于这场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一点。但是，假如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即认为在后来的阶段，国王和他身着盔甲的随从能够在战场上自由行动，因为堆积的尸体会将他们局限在自己的阵地。此外，稍加思索就可以意识到，尸体“堆得比一人还要高”是编年史家的夸张说法。即使利用推土机，尸体也不会堆积成墙，而是会成为杂乱无序、不成形状的一堆。在观看贝尔森集中营里万人坑的影像时，如果你没有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尸体僵硬之后，是可以一层一层地堆起来的。1915年9月的第二次香槟战役（the Second Battle of Champagne）之后，法国负责掩埋尸体的士兵用手推车把战友的遗体从战场上拉走，从反映这一幕的影像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对于那些在前线战死的人来说，尸体最多能够叠压两三层。要想继续向上堆积，后面的受害者必须爬到上面去。要形成阿金库尔战役中“6英尺（约1.8米）高的尸体堆”，两边的士兵必须愿意并且也能够站在二三十具尸体上面交手。这样的一幕会很荒唐，而不是恐怖。
毫无疑问，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一定尸横遍野，在战斗最激烈的三处，尸体可能会互相枕藉。但是，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这些地点所发生的，是英军重骑兵和弓箭手包抄了法军阵营的前排，并且可能将小队的法军完全包围起来，用长矛刺杀他们，导致他们枕藉而亡。这样的尸体堆积起来，令人惊骇，足以解释夸大之词，却并不足以否定英军攻入法军阵地这一事实。
屠杀俘虏
实际上，中午过后不久，英军就已经“占有了战场”，此时士兵已经意识到他们可以在原来由法军占领的阵地上自由行动，因为法军要么伤亡，要么逃跑。那些跑得慢的，还没能到达安全的树林里，或者还没有加入战斗的第三批骑兵中间，就被英军中的赏金猎人追上并俘虏。还有的英军急于得到赎金，在躺着的尸体中翻找，“找出还活着的，将其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留着作为等待赎买的奴隶”。在战场后方，最有价值的俘虏被集中起来，统一看守。他们还穿着铠甲，但是已经把右手的长手套交给了俘虏他们的人，既作为投降的象征，又可以方便以后识别身份，他们还把头盔取下来，没有了头盔，也就无法战斗。
亨利五世不能允许俘虏者个人把俘虏隔离开来分别看守，因为只要第三批法军还有可能会发起攻击，他就要保持队伍的集中。虽然小队的英军为了自己和依然在阵列中的其他人而收获战果，重骑兵和弓箭手的主力一直在坚守阵地，此时的位置从接受英军冲击的位置向前移动了两三百码（约183~366米）。亨利五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中午过后不久，姗姗来迟、准备不足的布拉班特公爵带领少数人马，冲入英军阵列。虽然他被打败并被带到后方，但是他的英勇举动至少激发了第三批法军中的两位伯爵，他们集结了近600人的兵力，准备共同发起冲击。在距离英军阵线两三百码的地方，他们集合兵力，用心昭然。与此同时，从后方传来的喊叫声让英军意识到存放辎重的地方受到了敌人的偷袭，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防守。
正是这些事件促使亨利五世发出了臭名昭著的屠杀战俘的命令。后来英军才发现法军并没有发起冲击，并且所谓的偷袭不过是阿金库尔的领主带领当地农民的一次乱闯。但是这些迹象足以让亨利五世认为他的胜利即将被抢走，因为他本来就对自己的胜利尚存疑惑。如果第三批法军对此时的英军发起进攻，可能会很轻松地将其击溃，因为弓箭手已经没有了箭矢和拒马桩，经过一上午全副武装地奋力砍杀，重骑兵也累坏了，并且大家都饥寒交迫，经历了战斗所带来的恐惧和兴奋，此时的他们情绪低落。如果同时后方也受到攻击，他们肯定承受不了，因为这里有那么多法军俘虏，对他们的看管并不严格，而地面上到处都是散落的武器，这部分人也有可能会再次发起攻击。在此情况之下，他的命令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严酷的战术逻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从道德、人性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就很难理解了。亨利五世是一位基督徒国王，也是经验丰富的士兵；对于有关俘虏及其俘虏者之间关系的国际法，他很熟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障战俘的生命，毕竟，成为赎金交易的对象是一件代价高昂而且耻辱的事情，而对他来说，唯一的回报就是能够活命。虽然其背叛行为会打破这一豁免权，但不能仅仅因为怀疑他即将背信弃义而将其杀死，即使这种怀疑很有根据。此外，在更加根本的层面上，基督教禁止杀戮的戒条也有助于保障战俘的生命安全，虽然在15世纪对这一戒条的解释已经十分宽松。亨利五世能够发出这样的命令，后来又能够逃脱同时代人、教会和编年史家的指责，我们必须假定这是因为战场本身依然被视为某种道德上的“无人区”，而在战斗过程中道德法庭处于一种休庭状态。
但是，他的部下拒绝执行这一命令。这是因为他们的良心更加敏感吗？中世纪专家通常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俘虏者们所反对的是国王对个人关系的干涉，即战俘不属于国王或军队，而是属于那些接受投降者。往坏里说就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大量的赎金，当时要想快速发财，除了上战场，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国王的命令最终还是被服从，执行者是一位骑士指挥下的200名弓箭手。这一点意味深长，表明在俘虏者中，重骑兵之所以会拒绝执行命令，可能并不仅仅是考虑到金钱。毕竟，以致命武器进行战斗和残忍的屠杀之间有重大差异，即使前者也会以屠杀而告终。在中世纪，战斗行为是被美化的，因此可以想象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装甲士兵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天天训练，就是为了迎战一位类似装备的对手。能够战胜这样的对手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是中世纪贵族生活方式自我表达的最高形式。阿金库尔战役后半上午的野蛮厮杀，在我们看来奇怪而又可怕，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神圣的过程，让他们的存在有了意义，可能还让他们确信死后能够得到人们的纪念，因为大部分编年史家主要赞颂的就是个体的战功。在一个社会地位与自己相当的人投降并缴械之后将其杀害，这肯定不是光荣的事情，反而可能会是一种耻辱，仅此一点就足以阻止重骑兵们执行亨利五世的命令。
弓箭手在骑士系统之外，他们身上也没有多少扈从的美德。亨利五世军队里的弓箭手不仅包括顽强的职业化军人，证据表明也有很多人为了逃避暴力犯罪的惩罚而加入其中，其中包括杀人犯。编年史家表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以及第二批法军被击败之后抓俘虏的阶段，那些贫穷的或者伤势比较严重而没有俘虏价值的人已经有很多被屠杀，其中大部分丧命于弓箭手。因此，我们不需要探讨他们是否愿意执行国王命令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处死战俘的细节问题。战役结束之后，随亨利五世回到英国的战俘有一两千人，其中大部分肯定是在他发出屠杀战俘命令之前被俘的。根据编年史家的记录，行刑者留下了那些最有价值的俘虏，并且在亨利五世确定第三批法军不会发起攻击之后屠杀行为马上被中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弓箭手的人数要远少于他们要处决的战俘，其比例可能约为一比十。处死他们的原因是，如果两边再次打起来，他们可能会捡起战场上丢弃的武器，重新武装起来。那么，在知道自己马上被屠杀时，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呢？国王的命令是“通过军号”发出的，加上俘虏者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命运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抗，弓箭手怎么能够以一当十呢？可能他们被草草绑了起来，在同时代关于这一战役的绘画上，战俘双手捆绑着被带离战场。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对英军后方构成威胁，即使有，其威胁性也大大下降，而这样一来，亨利五世的命令就显得更加不合情理。即使他们被捆绑，实际的屠杀过程也难以想象。投降之后，投降者会充满懈怠和自责，但是想象一下，这些男人高傲而好斗，又对英军弓箭手有着十比一的优势，会像牛群一样消极地等着一群社会地位更低的人用斧头将自己砍杀吗？
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根据我们对20世纪大规模杀戮的了解，即使在配备机枪的情况下，即使是对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少数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大量的人杀死，更不要说身穿铠甲的骑士了。因此，更大的可能是亨利五世的命令不是为了大肆屠杀战俘，而是以此相威胁，让俘虏俯首听命，不敢轻举妄动。这和纳粹集中营中专门负责处死囚犯的特遣队差不多：俘虏者大声拒绝执行命令，也许还告诉俘虏他们不会受到伤害。他们会和行刑队之间发生争执，甚至是扭打。然后身穿铠甲的法军战俘像牛群一样被喧闹而血腥地赶到后方，在两翼的弓箭手的攻击之下，他们跌跌撞撞，离开战场，到停放辎重的地方附近，在这里他们无法构成任何威胁。在此过程中，可能有人被蓄意杀害，但是其人数不可能上千，甚至连几百也没有。
此外，这种杀戮是有明确期限的，看到第三批法军放弃进攻阵形，开始离开战场，亨利五世命令结束屠杀，此时是下午3点前后，距离天黑还有两个小时左右。英军马上开始分散到战场各处，寻找俘虏和战利品。国王对战场进行了巡视，在前往迈松塞勒的住处之前，召集双方的信使。
伤员
两边的信使一直在一起观战，虽然法军离开了，但他们的信使并没有随之离开，因为信使不属于军队，而是属于负责协调文明战争的国际性专家团体。亨利五世很想听听他们对于当天战斗的判断，并且想给这次战役确定一个名称，以方便编年史家记录战役的结果和英军的功绩。法军的主要信使蒙茹瓦（Montjoie）证实了英军的胜利，并告诉他最近的城堡叫阿金库尔，这一战役就此得名。
作为一个军事和历史事件，阿金库尔战役就此结束。英军把战俘和自己的伤员带到迈松塞勒过夜，20位军医马上忙碌起来。英军的伤亡很少，约克公爵的尸体被从一堆尸体下面拉出来，他要么窒息而死，要么死于心脏病。阵亡的英军贵族只有他和萨福克伯爵，伤员也只有几百人，这部分人的状况总的来说可能还不错。英军没有受到乱箭射击，因此大部分伤口都在表面，而不是穿透性的，即使伤口较深，里面也没有异物，如果包扎起来，很快就可以愈合。还有些是骨折，颅骨凹陷性骨折是无法治疗的，当时还没有掌握颅骨穿孔的技术，但是胳膊和小腿的骨折都可以接好并用夹板固定。法军一方的伤势要严重得多，很多都是穿透性的伤口，要么是箭伤，要么是矛头从铠甲的薄弱处刺入。这些都会刺破肠胃，一旦里面的东西进入腹腔，就会是致命的，因为必然会造成腹膜炎。如果刺入的是胸腔，很可能会把脏衣服的碎片带进去，几乎肯定会造成败血症。法军很多人发生颅骨凹陷性骨折，还有的穿着铠甲从快速奔跑的马上掉下来，造成腰椎骨折。几乎所有这些伤势都是致命的，因为当时的医生还无法治疗。当然，有许多法军伤员被留在战场上，即使不失血而亡，也会在夜里冻死，因为气温可能会下降到35华氏度（约2摄氏度）左右。次日清晨，英军杀掉了那些依然活着的法军伤员，这并非出于任性的残忍，因为无论怎样，他们都难逃一死。在阿拉斯主教（Bishop of Arras）的监督之下，当地农民就地挖坑将他们掩埋。据说他们一共埋葬了近6 000具尸体。
战斗意志
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无论是失败，还是技艺不精或者不够敏捷，其惩罚都是不愉快的，甚至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战役中支撑战士的是什么呢？有几个因素相对比较容易识别出来，其中有的是一般性的，战斗所共有的，有的或多或少是阿金库尔战役所特有的。在一般性的因素中，最明显的就是饮酒。英军由于供应不足，可能没有法军喝得多，但是在等待作战期间，两边的队伍的确都喝酒了。两军很多士兵即使不是醉酒作战，可能也是在不太清醒的状态下加入战斗的。在英军这边，国王的在场可能提供了现在的士兵所说的十分重要的“士气”。要想解释战场上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归根结底取决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个人纽带。在军事化社会里，这种纽带总是最强的。15世纪的英国就属于这样一种社会，而武士化的印度土邦属于另外一种，英国曾经成功利用这些土邦为帝国的利益服务。这种纽带的本质比现代的行为研究者希望我们认为的更加复杂，尽管物质利益是更为重要的基础，但个人纽带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虽然中世纪后期的士兵直接忠诚于其指挥官，但是指挥官的神圣国王和他同在一个战场，大家都可以看到，国王冒着生命危险，位于混战的中心位置，这一定大大坚定了他的决心。此外，让他更加坚定的是宗教的认可。职业化的士兵通常很少去考虑杀戮是否符合道德，但是基督教的勇士会受到这一意识的影响，无论是战争记录者眼中理想的勇士，还是至少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对于战时哪些是不合法的杀戮有明确的界定，并且会依据民事、军事和宗教法规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在正义战争范围之内的合法杀戮却是宗教明确支持的行为。对于普通士兵或者轻率的骑士，无论宗教教条对他们意识的影响多么模糊或者微不足道，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所有英军都进行了宗教上的准备，而这必须被看作影响其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战役开始之前，亨利五世本人连续做了三次弥撒，还举行了圣餐仪式，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一定也这样做了。在远征军中有一小队牧师。在加入战斗之前，士兵会仪式性地请求祝福，他们跪倒在地，在胸前画十字，把泥土放进嘴里，这一动作象征着死亡和埋葬，他们以此表明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
但是，对于中世纪战士（虽然就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不仅仅他们）的战斗意志来说，饮酒和祈祷只能被看作最后关头的短期强化。还有一个因素比这要重要得多——考虑到士兵之间地位悬殊和重骑兵相比，对于普通士兵来说，这个因素更加重要——那就是发家致富的愿景。和所有时代的战争一样，中世纪战争涉及很多方面，但是在个人的层面，中世纪的战争只关系到三点：当然，胜利是第一位的，因为失败会给个人带来极其不快的后果；其次是在一对一搏斗中所获得的个人荣誉，和弓箭手相比，重骑兵更加看重这一点；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赎金和战利品。阿金库尔战役是非典型的中世纪战争，因为它在赋予胜利者意外之财之后又将其夺回去；但是，在试图理解中世纪战争时，我们首先应该记住其淘金的性质。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强制的压力。身体上的强制或者不可回避的外力让人加入战斗，并且常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要经受折磨，而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军事史学家都忽视了这一点，或者是对此轻描淡写。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阿金库尔战役的战场上，不可避免的外力是最强大的战斗驱动力量之一。从始于阿夫勒尔的长途行军开始，英军就尽一切可能避免发生战斗。10月25日，为了避免投降和终身为囚的命运，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接受战斗的事实，最后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发起进攻。法国人本来也希望能够避免他们和英军的对抗发展成战斗。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推测，那些倒在英军刀剑或锤子之下的士兵很多是被强拖进战斗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意志上的自由，就像在运动的电梯上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一样。
第二个因素让刚刚考察的第一个因素更加复杂。它涉及中世纪生活中暴力的司空见惯。阿金库尔战役中所发生的一切会让现代人感到惊骇不已，因为现代人只是间接地接触到暴力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很少直接遭遇，如果遇到，就会变得愤怒万分。毫无疑问，500年前暴力的受害者个人也会十分愤怒，但是在当时的世界里，无论是领主权利的实现，还是邻里纠纷的解决，都理所当然地诉诸刀剑，因此，在暴力发生时，其受害者很可能不会像现代人这样感到震惊。英国的法律来自中世纪，其中就有这样的表达：“恐吓”（putting in fear）、“寻衅滋事”（making an affray）和“维护女王的和平”（keeping the Queen’s peace）。从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虽然私斗、内战和对外战争之间的区别得到人们的承认，但是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此，虽然战争是人类体验的一个极端，却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并非完全超出热爱和平的人的理解范围。在战争中，士兵所面对的危险是集中的，但是他的成长经历已经让他部分上习惯了这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