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时代的意义

节选自《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 李碧妍

一、何谓“危机”与“重构”?

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导火线,唐帝国的“危机”在以下四个层面凸显出来:首先是玄宗与肃宗间的中枢矛盾。玄宗在安禄山叛乱后,以任命皇子和宗室,并设立大军区的方式来应对战事的发展。尤其当潼关被克、玄宗与肃宗分道扬镳后,这一策略变得更加明显。但无疑,这一政策也激化了玄宗与肃宗间的父子矛盾,河南节度使人选的更替,以及在江淮爆发的“永王之乱”就是这一中枢矛盾的体现。这一危机最终以肃宗取得对玄宗中枢斗争的胜利,即唐中央回归一元统治而宣告结束。

第二波危机来源于新兴的地方军将。尽管不再延续大军区的设置,但取代玄宗的肃宗出于讨叛战争等的需要,仍旧在诸藩镇之上设置了拥有统辖诸镇之权的河南行营元帅与江淮都统。不过,无论是在河南设置元帅,还是在江淮设置都统,肃宗对凭借安史之乱而壮大势力的河南地方军将现在都格外关注,尽管他们大都曾对抵御叛军南下起到过关键作用,比如张巡。所以,肃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帅去除这些地方军将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统打压他们的决心,只是后者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展之乱”。而在上述种种措施的实施下,到肃宗朝末年,这波同样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也宣告结束了。

第三波危机来源于西部的异族。党项、吐蕃趁西部唐军东调平叛之际,逐渐侵蚀帝国的西部领土,并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对关中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京西北八镇的陆续建立就是帝国为应对这波异族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虽然这波危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它的化解主要还是与吐蕃等异族自身实力的衰退关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镇与神策军镇布防体系的建立及调整过程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唐廷为化解此波危机所进行的深思熟虑的考量。

以上所说的中枢斗争、中央与新兴的地方军将以及异族对帝国的威胁就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三波危机。帝国化解这些危机的时间前后有别,同时,三者对帝国的影响在地域上也有差异。不过,这三者并不是帝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机,因为最主要的危机仍旧是“安史之乱”本身。于是,“安史之乱”与由其引发的上述危机交织在一起,沉重打击了帝国的生存与权威。

那么,“安史之乱”在本质上又是反映了怎样的一组矛盾呢?三十多年前,黄永年先生撰写《〈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一文,已经指出了,“安史之乱”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唐廷与边境节度使之间的矛盾。作者在此文开篇引中唐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杜佑在《通典》卷148《兵序》的论述称:

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乂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换言之,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具体来说,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使。十节度中,除了南方的剑南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卢、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乱前,如杜佑所说的,已经形成了以安禄山统领的幽州、平卢、河东,以及哥舒翰统领的河西、陇右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而安史之乱就是一起由来自东北的幽州以及部分平卢、河东军队发起的军事叛乱。

面对来自东北军团的叛乱,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军团进行抵御。于是除了一批西部军团的将领被陆续派往与叛军对峙的前线河南外,河西、陇右的军队也开始在潼关集结。但河西、陇右军队在随后的灵宝之役中遭遇惨败,这一集团的首领哥舒翰也兵败被俘,于是河西、陇右的势力基本瓦解了。不过,尽管西部军团经灵宝之役遭受重创,但继玄宗之后与叛军对抗的肃、代两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纥的军队外,仍旧不得不依靠这些乱前的边境节镇力量来与叛军周旋。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除了这些边境节度使的军队外,唐廷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其他力量。安史之乱在代宗初年结束,但叛乱的平息并不彻底,乱后的河北仍由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领。而对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乱的原边境军团,唐廷也不得不在乱后给予其内地实地的待遇,这既是褒奖功臣的应然举措,也是安置因边境故地沦丧而不得不率军进驻内地的边境节度使军队的必然结果。所以,在结束了河南行营元帅这一战时体制后,乱后的北方藩镇版图几乎全由乱前的边镇势力所占领。除了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据河北外,帮助唐廷平叛的平卢系势力主导了河南;关中则由朔方、四镇北庭,以及此后的幽州军人所分据;此外,河西、陇右的部分残军则入驻了河东;至于南方的江淮一带,虽然它与边境节度使势力并不存在关系,但安史之乱后逐渐入驻当地的一些外来军将,尤其是中原军将及其部众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政治走势,所以我们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边境叛乱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史观认为,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于内地普设藩镇是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藩镇中的政治实体与乱前的边境诸节度使军团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很明显看到,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边境大军团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其实都已经大为削弱了。并且,通过于内地普设藩镇的方式,唐廷也已经对这些旧有势力进行了分割。当然,唐廷对边境大军团的削弱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唐廷本身的权威也遭受了重创。但至少在解决杜佑所说的“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危机中,唐廷确实是前进了一步。而实际上,这种前进的势头在安史之乱结束后依旧没有停止。因此,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来定义“安史之乱”的意义,不妨把它看作一个帝国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问题的契机。而安史之乱本身,也正拉开了帝国解决大军团危机的序幕。

安史之乱结束后,朝藩矛盾的主线依旧沿着这条唐廷与原边镇势力的矛盾在发展。只是由于唐廷已于内地普设藩镇,原来的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已被打散,所以朝叛冲突不会再像安史之乱时期那样剧烈,这正是唐廷经由安史之乱,通过重构帝国空间结构所取得的一大成功。延续着打压这些旧有边镇势力的政策,虽然代宗、德宗、宪宗诸帝削弱这些军团的方式和程度还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乱时的肃宗,他们都要更主动积极。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已经会将朔方、四镇北庭、平卢、幽州这些原先的边境势力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不管它们是曾经的叛乱者还是平叛者。同时,上述诸帝对这些旧有势力的打压,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权威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于是,以“抑藩振朝”为理念,唐廷与这些原边境势力所主导的北方藩镇间的战争在乱后被再次引燃了,这就是“四镇之乱”、“奉天之难”以及元和后期战事。另一方面,现在的唐廷巩固其打击成果的方式,也已从重构藩镇空间结构向更为实质的重构藩镇权力结构的方式转变。即除了进一步分割藩镇领土等弱化藩镇实力的措施外,对那些在藩镇中具有影响力的旧有势力也一并进行革除。而这两点,其实在对江淮藩镇的打击中也同样适用。

综上所述,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至于“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

二、从“关中本位”到“中央本位”

不过我们需注意到,唐廷在处理这些大军团危机的过程中,就处理时序和方式而言,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唐廷最关心的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关中,因此虽然关中的几大派系都对平叛或抵御异族有过重要贡献,但德宗最先打压的还是此地的朔方军、四镇北庭军以及稍后入驻的幽州军。而尽管在打压过程中引发了“奉天之难”这样严重的危机事件,但事件平息后我们发现,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不仅如此,早在打击关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神策军,并且逐渐在关中构筑起了一种神策军镇与边镇互相配合和制约并且盈缩有度的多维度空间结构。这种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也是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

仅次于关中的是南方,尤其是江淮地区。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已经明显意识到江淮作为帝国财政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永王“东巡”的目的地、江淮都统的设立,以及德宗削藩战争之初设立统辖十五州的镇海军主要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在愈益依赖江淮财赋的过程中,唐廷也逐渐意识到,强大的江淮藩镇的存在对帝国而言并不安全,所以德宗在削藩战争结束伊始,以及宪宗在即位之初,都选择了削弱甚至以武力打击江淮藩镇。当然,唐廷对江淮藩镇的制裁相对比较轻松,因为江淮与乱前的十节度势力没有关系。不过,江淮在安史之乱后与南下的中原将领却存在着一定关系。在韩滉与李锜这两个镇海军势力强盛的时代,当镇的一些实力军将都来自北方,并都对唐廷利用与稳定当镇情势起到过重要作用。中原将领势力逐渐退出江淮,与德、宪二帝从军政与财政两个领域打压江淮藩镇的措施同时进行。

由出于叛军集团的平卢军势力主导的河南藩镇是第三个引起帝国关注和制裁的地区。德宗在制裁完关中藩镇,以及宪宗在制裁完南方藩镇后,都选择了继续向河南藩镇开刀。而经过“四镇之乱”与元和后期战事,唐廷实现了对河南的收复。尽管过程颇为艰辛,但考虑到平卢系藩镇对帝国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对作为帝国生命线的运路的威胁,唐廷在战事结束后,立刻对河南藩镇实施了分割,并且采取了种种“去平卢化”的软硬措施。

与关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国对河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最早也是最严重的。乱后,河北依旧由出于安史集团的叛军旧将占领。唐廷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盘踞在这里的原东北节镇势力进行打压,德宗初年的“四镇之乱”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河北藩镇。但是在唐廷与河北藩镇的一次次接触中,它终于不再期望全面“收复”河北了。两者的关系最终在武宗时代以“河朔旧事”的规则比较清晰地确定下来。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唐廷逐渐“放弃”河朔的过程。而这一“放弃”不仅是关乎唐廷有没有能力“收复”河朔的问题,同时也是唐廷有没有意愿“收复”河朔的问题。在对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的买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主张放弃河北的,比如杜佑之孙杜牧在《战论》中就强调收复河北的必要性: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名城坚垒,嶭相贯;高山大河,盘互交锁。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卒然夷狄惊四边,摩封疆,出表里,吾何以御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是六郡之师,严饰护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吓呼膻臊,彻于帝居,周秦单师,不能排辟,于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财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征徭不常,无以膏齐民,无以接四夷。礼乐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条章,不能备具。是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为安乎?

不论杜牧对河北的态度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但他论说中的一个潜在意涵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现在的唐帝国必须依靠各个扮演不同功能的地域块的协调配合才能维持。只是对于杜牧来说,他认为这些地域块中必须包括防御夷狄的河北,而君主和其他一些士大夫则不这样认为。不过,无论河北是否应该加入这个集团,但西南的三川地区(主要指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山南西道)却确实不在杜牧考虑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没有三川?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的下述论断或许可以作为这一疑问的解答:

四川是这类区域的第五个,但有争议;虽然它是守卫西面和西南边境的要冲,但它与中央政府的命运的关系,并不像上面所谈的四个区域那样有决定性意义。

和本文的论述稍有不同,彼得森将关中分为京畿和西北边境两个区域,因此他将三川地区视为这类区域中的第五个。不过这种对关中的细分并不影响我们论述区域的大致吻合,所以不妨仍旧可以来看看彼氏是如何来定义我们所讨论的几个区域的地位的:

这些关键区域的第一个当然是京畿的关中道,那里的资源虽然减缩,但它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仍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个关键区是西北的边境区,它是掩护京师使之避免帝国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的盾牌。第三个是长江淮河流域,这一区域有迅速扩大的生产力、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商业,因此已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第四个是运河地带,它包括那些从南方运输税收所必经的几个镇。

正如那些和杜牧不同但却代表着唐廷主流意见的士大夫们的观点一样,在彼得森的唐廷“关键区域”中,同样不包括河北。

其实在这段论述之前,彼得森还有过一段论述,他认为,唐帝国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后接受藩镇体制,而又在这种体制中“保存了帝国的统一和自己居于唯一正统地位的权力”的“了不起”的成绩,正在于“它能牢牢地控制(上述)四个对它的生存绝对重要的区域”。而在上述“关键区域”的论述之后,彼得森又接着说道:

因此,像陈寅恪指出的那样,唐朝在八世纪后期和九世纪的统治之得以幸存,实质上只是因为它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陈寅恪关于唐帝国地缘结构的论说只集中于和帝国建立以及与帝国前期历史更为相关的“关中本位政策”上。这一杰出论断无疑为研究唐史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引发了直到当下都没有消退迹象的热烈讨论。不过我们是否考虑过,为什么“关中本位政策”的适用对象只是前期的唐帝国?因为我相信陈氏的这一论断绝不针对中晚唐,并且在唐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够适用这样一个以政治中心所在地来命名的“本位政策”的说法。近年来,两位研究西汉的学者杨建与辛德勇都在各自的研究中指出,其实西汉也存在着一个所谓“关中本位政策”。于是这更进一步提醒我们,为什么西汉在地缘结构上会与唐前期存在着这种相似性?难道只是因为两者的政治中心都在关中的缘故?我想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关中本位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在我看来,“关中本位政策”的实质是各个地域的相对独立。只有在地域与地域间的联系与依赖还不那么紧密,各个地域在整体中的功能定位还不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们才能使用“某地本位政策”这种既凸显其一,但也仍旧可以给予作为“次”或“客”的其他地区相对完整和独立地位的说法。所以我们无论在唐还是西汉的“关中本位政策”下,都可以看到与关中相对的“关东”的活跃姿态。只是这一说法针对唐相较西汉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在西汉,可堪与关中比肩的主要还只是关东,但到了唐代,南方,尤其是江淮也逐渐走上了可与之对话的平台。所以,针对多方的“关中本位政策”相较于只有两者竞争产生的“关中本位政策”意义终究要大一些。

至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关中本位政策”究竟终结于何时,我想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限定得过于明确。事实上,本书的目的只是希望从地缘结构的角度着眼,来看一下结束了“关中本位政策”的唐帝国,它未来地缘结构的发展方向会在哪里。而“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审视这一变化的绝好切入点。关于这起事件的性质,正如彼得森所指出的,它绝不像陈寅恪所说的,是由于异族迁入河北导致了东北社会的“胡化”而引起的。同时,另一种解释安史之乱爆发的观点,即由谷霁光提出并为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所采纳的“异化”观点在彼得森看来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观点“从河北(在东北)对唐朝廷(在西北)的长期异化这一角度来解释叛乱,这一异化过程主要是朝廷对该区的歧视政策造成的。根据这一理论,安禄山是作为这一地区的感情和利益的代表出现的”。彼氏质疑这一解释的原因就在于“关于朝廷和河北道之间长久分裂的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几乎都来自七世纪的材料”。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谷、蒲二人会从位于西北的朝廷对河北地区的歧视这一角度来解释安史之乱?显然,这一观点本质上就是以承认“关中本位政策”,即关中与关东的对立为前提的。而他们使用的证据之所以在7世纪以后就不多了,本身就说明,关中与关东的对立在7世纪以后并不明显了。换言之,“关中本位政策”也在此时逐渐瓦解了。

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不待“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随着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转运食粮,随着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一个原先主要依靠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所谓“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陈寅恪关于唐帝国建立的“关中本位政策”之见,并联系他关于唐帝国灭亡的下述论断:

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那我们就将发现,纵然陈氏提出的这两个地缘框架理论未必是深思熟虑或有意联系的结果,但他确实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有关唐帝国地缘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线索。而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变化具有“变革”的意义,那么由变革的这一端到另一端的过程或许也可视为一种“重构”的过程。即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而如果我们以“关中本位政策”来定义前者的话,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为“中央本位政策”。

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因此,虽然藩镇时代的帝国就表面来看是带有分裂倾向的,但实质上,帝国区域间的联系与依赖却比过去来得更紧密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藩镇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一转变,其实这一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阶段是在藩镇时代完成的。至于变革完成后的图景,未来的赵宋王朝就是这种图景的呈现。

三、“中央集权”与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

以上,我们以唐廷的立场为论述视角,对帝国所遭遇的危机、化解危机的重构手段以及重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性差异,还有这种差异所反映的唐廷对地方统治结构与统治理念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下面,我们要站在藩镇的角度来审视一下帝国重构的意义又在哪里。

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除了在安史之乱初期就受到重创的河西、陇右势力外,平卢、朔方、四镇、北庭、幽州诸军也相继在唐廷此后的削藩过程中遭到了清理,甚至因北方战争南下的中原军将势力在帝国对江淮藩镇的打压中也逐渐被移出了当镇的权力核心。不过,政治权力的非真空性决定了当这些旧有势力逐渐退出藩镇权力中坚层的时候,一些新兴势力也将顺势填补它们的位置。

随着削藩战争的胜利,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这是唐廷重构藩镇权力结构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些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真正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主导藩镇未来发展的,是当地的基层势力。

不过我们仍需注意,不同地域基层势力的体现仍旧并不相同。在河南,以牙兵为特色的地方军人集团已经形成。在关中的支柱禁军中,挂名窜籍的豪富,尤其是商人子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在江淮一带,则是兼具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土豪层的强势崛起。这种地域差异的出现,其实也正是地域功能逐渐明晰的一个产物。至于河北,则再一次显现出它的复杂性。尽管河北不可能像关中、河南、江淮一样,由朝命的武将(尤其是神策军出身的将领)或更占主流的文官出任作为其最高统帅的节度使,但左右当镇走势的决定性力量其实也如河南一样,已由原军将层转移到了牙兵层手中,比如魏博。但河北的复杂性就在于,魏博的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成德镇就始终由军将层占据权力中枢,只是到了后期,他们开始显现出了文质化的倾向。而在主导当镇大权的幽州军将层中,军将人选则由牙将逐渐转为边将及土著边豪势力。

作为唐廷始终未能完全收复的一个地区,河北的政治发展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一直比较自主。这也正是相较于以朝藩矛盾为主线展开的其他三个地区,我们对河北的论述更侧重于沿其自身发展脉络展开的原因。不过虽然受唐廷的政治影响不大,但和前者一样,河北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契机,实际上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危机与重构的过程。并且它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讲,和唐廷也一样,那就是以军将势力为表征的中间阶层的强大。只是河北化解这一危机的重构手段,在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中体现得并不相同,并导致了它们此后发展的差异。魏博是作为基层势力的牙兵逐渐压倒军将,掌握政治主导权;军将势力始终强大的成德则实现了军将与节帅共治的稳定情势;至于权力结构颇为相似的幽州,则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不过就总体而言,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仍是一个大的趋势。于是一方面,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后,通过控制藩镇上层,帝国“中央集权”趋强的势头已在藩镇身上有所体现,但是另一方面,藩镇真正的主导权却已下移到那些新兴的地方基层势力手中。而如果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这些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前尚不能对帝国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基层平民力量的崛起,与之前那种君主贵族共治政体有所区别,并且也承认由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具有“变革”意味的话,那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将这一转变过程视为一种“重构”,一种阶层的重构。而在阶层重构的同时,阶层的流动性也在加强。因此在这里,我尤其要强调江淮土豪层崛起的意义,因为兼具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江淮土豪层拥有更为牢固和厚实的基层基础。

至于这些新崛起的基层势力会不会给帝国未来的统治带来新的危机,尤其像谷川道雄所言,“中唐以后唐朝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敌对关系,其结果便是导致唐朝权力的瓦解”,那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已不是本书讨论的主旨了。不过,由中唐开启的藩镇时代,它见证了帝国社会阶层转变的这一意义总是需要肯定的。虽然“藩镇”一名本有“诸侯”的含义,但就藩镇时代的唐廷与“诸侯”观之,君主与贵族共治的意味,正在向君主专制与地方平民社会崛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仍旧要说,这并不是说因为藩镇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一转变,其实这一转变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阶段还是在藩镇时代完成的。而变革完成后的结果,我们依旧会在未来的赵宋王朝身上找到答案。

四、作为“唐宋变革期”的藩镇时代

对藩镇进行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藩镇本身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比如它的空间结构、权力结构,也不仅在于它切实关乎着唐帝国的生存,比如唐帝国在藩镇体制下长存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藩镇这一视角,我们获得了一个得以审视帝国性质发生变化的可能。而如果这些变化堪称“变革”,那见证这些“变革”的藩镇时代,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是需要认真评估的。

其实,这一评估早在20世纪初就已展开了,并因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史观,这就是由内藤湖南所提出,并经由其弟子宫崎市定等人发扬,并最终形成京都学派主要学说的“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的一个变革,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就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起点在8世纪的中唐,终点在10世纪的宋初。

因此,也许就历史心态而言,一个藩镇林立的中晚唐时代未必能引起世人的好感,甚至被有意排除在人们建构“盛唐”印象的历史记忆之外。但就历史意义而言,它的地位却是决不能低估的。所以,于鹤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这番话,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藩镇与藩镇时代意义的总结吧:“自中唐至宋初乃是一整个的藩镇时代。在这二百余年的长时期中,可称道的固然不仅有藩镇一件事,然而他(它)总不失为最重要者,因为政治的变革,宫廷的风潮,民族的兴衰,文化的迁嬗,差不多都和他(它)有关系。若以藩镇为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心,是最恰当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