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 – 李硕
本书标题“南北战争三百年”，指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但由于还要上溯秦汉，所以还包含了另一种形式的南北战争：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之间的战争。在兵种、战争形态乃至民族关系方面，这两种战争形态又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和密切的联系。
自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终结，中国经历了近三百年南北分裂（317—589年）。如果算上之前的三国分裂割据，就是近四百年了。这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那么，南北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分裂局面何以能够持续三四百年时间？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隋朝的再度统一？本书划分为三编，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
第一编，“骑射、冲击与军阵：步、骑兵战术的演变”。
本编分为步兵、骑兵两个部分，侧重还原古代步、骑兵种作战的特点和各种细节问题，以及两个兵种战斗力互为消长的关系。关于守城与攻城技术，在秦汉之后、火药兵器普及之前一直缺少变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已有详尽研究，所以本书不做讨论。简言之，本书侧重研究冷兵器时代的陆地野战技术及兵种特征，时间断限为从先秦至隋唐易代之际。
关于步兵战术，本编主要讨论以队列为基础的步兵军阵作战方式，这种战术形式要求军事组织具有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权力结构，所以以步兵为主的社会具有较明显的集权化趋势。有人可能说：古希腊、罗马都是步兵为主的，他们怎么是民主社会？这话题很大，本书没法涉及，但我们只要注意一点：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也没维持太长时间，就自己演变成专制了，他们走向集权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也和军事需求有关。
和步兵相比，骑兵战术经历的变化、发展更多，大的脉络是：战国时期陆战以步兵为主，骑兵只能用弓箭充当辅助角色。最早的骑兵诞生于游牧族之中，其骑射、游击的战术形态与游牧族的松散权力结构有密切联系；但在骑兵兵种被引进到中原（或者说农耕社会）之后，需要适应中原军事体系的规范，探索新的战术形式。在西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骑兵开始被大量独立运用，并摸索出了用戟等短兵器进行冲击近战的经验。两汉之际到汉末三国，骑兵冲击近战的经验逐渐积累，并逐渐导致了马镫的发明（两晋之际），这些导致骑兵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
骑兵是北方游牧族的主力兵种，所以北方民族也在学习中原的这种骑兵新战术（冲击肉搏的近战），使匈奴、羯胡等得以驱逐西晋王朝、入主中原。骑兵技战术的发展，正是形成这一历史变局的重要原因。但只有在强有力的集权军事体制下，统帅才能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危险程度很高的冲击战术，所以北方民族要采用这种战术，就必须脱离原有的部落联盟的松散政体，建立集权政体。这是北方民族攻灭西晋、入主中原，建立起十六国和北朝政权的军事、政治基础。后世辽、金、元、清等北方民族兴起和占领中原（或者中原的一部分），其军事背景就在这里。
可见，本书在讨论骑、步兵战术的特点和发展时，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权结构的影响。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权结构能够利用的兵种、战术形式有很大不同，当某种兵种战术被“移植”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其特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以便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作战目标。
第二编，“南征与北伐：经典战例”。
本编首先关注军事（自然）地理层面：北方民族能够成功入主中原，却迟迟无法攻灭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首要原因是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淮河、汉江以南是高温多雨的亚热带气候，地理环境上表现为水网丛林地貌，限制了骑兵的作战效能，加之长江天堑等因素，使得北方政权始终难以跨过长江、统一中国。
反之，缺少骑兵的南方军队在北伐时，也难以适应淮河以北的自然环境：第一，缺少畜力运输的南方军队更倚重内河航运，而北方河流稀少，且旱季缺水时更难通航；第二，平坦无遮蔽的北方平原便于北方骑兵驰骋，使南方步兵处于被动地位；第三，北方冬季的严寒使南方士兵难以适应，冬季结冰也使河流丧失了航运和作战屏障的作用。
以上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造成了4—6世纪（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南北政权的长期割据对峙，迟迟不能实现统一。至于三国时期的南北对立，除了北方政权的民族特征外，其他都和4—6世纪基本相同。4—6世纪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续得比三国时期要长，则是因为北方政权内部整合（即所谓“中原化”）的进程耗时较长所致。
本编集中讨论3—6世纪（三国至南北朝）四百年内若干场南北政权之间的重大战役，包括战前的战略决策、战争过程中的战役执行情况，以及各种现实因素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代表南方军队北伐战争的战例，是东晋桓温对前燕的北伐，刘裕对南燕、后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权南伐及统一中国的战例，则是3世纪的西晋灭吴之战和6世纪的隋灭陈之战。本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战例进行探讨：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人类社会的阶级、民族区别和政权对立都曾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这在3—6世纪的南北战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政治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驱动、精神追求更会决定战争的发动以及具体作战形式。例如东晋士族苟且、贪生怕死的作风，导致对北方战争长期处于被动局面；而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军人集团，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这导致了桓温北伐与刘裕北伐的不同结局。此外，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模式的区别，也导致战争动员程度、战术运用水平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战争和政治后果。
第二，地理环境因素对战争行为的制约作用。本编重点讨论长江在南北对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晋、隋统一战争如何克服长江天险；在桓温、刘裕北伐部分，本书也重点讨论南方北伐军队如何借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开挖运河的方式进行军事运输。通过这些战例可见，高明的战略家会利用各种手段克服自然环境的约束，地理对政治、军事行为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因素。
第三，统帅意志、能力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发展的或然、不确定性。战争行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指挥原则，所以最高统帅的意志、能力及对局势的判断会从根本上影响战局。战略决战的胜负则会直接导致政权的兴亡，由此带来宏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少数人的决策造成对社会的普遍影响，这是战争史与其他经济、文化、制度等专门史最大的不同。这个特点又带来历史发展的或然性、不确定性。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争，成败往往由于统帅的一念之差而定。比如西晋灭吴之战，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各战区统帅意见不一，如果司马炎、王濬对局势的判断稍有迟疑，都会导致伐吴之役中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前秦试图攻灭东晋的战争，秦军本来占有绝对优势，但苻坚在淝水一战的决策失误，导致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续下去。所以本编在探讨重大战争战役的进程时，试图摆脱各种决定论、先验论的约束，再现战事进程具体环节，以及当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只有梳理清楚这些，才能理解当时战争统帅决策的高明或者昏聩之处，并为当前的决策行为提供借鉴。
第三编，“成功转型与积重难返：南北朝的战争与政权”。
本编主要讨论南北朝时期战争与政权、民族、社会的关系，包括北魏政权的转型与战争模式的变迁；南朝的财政、政治与战争的关系。
4—6世纪长期的对峙战争，和南北方政权形态有着密切关系，这集中表现在政权维持战争的形式上，包括骑兵、步兵、水兵等兵种的组建，兵员与战争物资的筹措，以及军事将领在政权中的地位等等。北方政权的建立者多出自游牧族（即使并非完全游牧的氐羌等西北民族，畜牧在其经济生活中也占较大比重），早期政权形态也保留着较多草原部落制特征。但如果北方政权试图将战线推进到淮河、汉江流域，必须以步兵为主力，采取稳定而持续的推进战略。这需要北方民族政权加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用中原的战争方式、资源维持对南战争，即北方政权形态实现从游牧族到“中原化”的转变。只有北方政权实现对中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之后，才能够对南方政权形成实质威胁。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刚刚驱逐后燕、入主中原时，还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族作战方式，不擅长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长管理农业地区，导致战事旷日持久，对河北城乡造成了惨烈的破坏。随后数十年里，北魏逐渐积累了一些管理农业地区的经验，步兵数量和攻城技术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焘能攻灭周边的北燕、夏、北凉等政权。再几十年后，北魏更加习惯统治农业地区，又攻占了山东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几乎全面汉化，兵种数量以步兵为主，所以战线南推到淮河—汉中一线。
后世的金、元、清等政权，向南扩张的程度，也与其对汉地统治的深度有直接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虽然西征万里，席卷大半个亚欧大陆，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说江南；而灭南宋占领整个中国，要到其孙子忽必烈时期，那时蒙古人对汉地的统治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
南北战争对南方政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东晋一朝，军政权力往往被高层士族分割，多次形成长江上下游荆、扬两大战区的对立。这种内争与对北方战局的进程有密切关系。到南朝皇权振兴，士族政治终结，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又经常以对北方的某一战区为基础形成军人势力（集团），进而造成南朝的改朝换代或者帝位更替。南朝的皇权与军人势力始终在合作与对立之间徘徊，军人集团没能找到实现自身巩固与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而南朝社会的军事动员程度也未能发展到最高水准，最终只能由北方的隋政权实现统一。
战争与财政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表现又不相同。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货币化程度比较高的财政体系里，战争行为才会引起政府货币开支的急剧增加，使战争行为与财政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缺少商品经济和货币财政，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征发力役、兵役和各种实物维持战争，就不容易见到财政和战争的互动关系了。中国历史上，汉代财政的货币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东汉与羌人的三次战争，军费开支都有明确记载。从三国战乱开始，社会经济凋敝，北方的商品经济水平下降，货币在财政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但江南地区财政的货币化程度一直超过北方，所以在南朝时期对北魏的历次战事，都带来了政府超发货币等财政后果。在后世，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两宋与北方政权的战争中，南方宋政权的这种货币化财政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同样密切，北方政权则不那么显著。
所以从这方面总结，江南一直是经济、财政进步趋势的代表，但可惜的是，这种进步特征未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政权对军事行动的承受能力下降，最终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带来社会经济的倒退。这是个比较大的题目，在本书中只能讨论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