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以上帝和恺撒之名：奥地利皇家军队的崛起与消亡》 – 理查德·巴塞特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巴尔曾写道：“奥地利向来不受传记作家们青睐。”[1]假如这就是奥地利帝国的总体框架，那么支持帝国几个世纪之久的皇家军队自然也是如此。塔列朗就曾用他一贯讥讽轻蔑的话语为19和20世纪的奥地利定下基调，或许正如他所说：“让人讨厌的是，奥地利总是习惯挨打。”[2]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视身着白色军装的军队为囚禁人民的机器。1866年以前，没有什么地方比威尼斯更能凸显这一点，奥地利的军官和他们的军乐队从圣马克广场走过，那是对每一位心怀正义的英国自由主义者的永久侮辱。罗斯金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批判奥地利军的存在。格拉德斯通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他谴责奥地利军“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干什么好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帝国和皇家军队的白色束腰外套在19世纪已经成为压迫和独裁统治的象征。”[3]
20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论断则得到了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认同，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是变节的奥地利人，他们将奥地利视为德意志的一部分，将600年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视为历史的错误。两大学派都认为奥地利军队十分无能。即使是在德英两国充满矛盾的20世纪，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总是毫无异议。1917年，德意志帝国前首相冯·比洛认为，即使同伴“只有奥地利”，德意志也“将赢得这场战争”。[4]显然并不欣赏比洛的A.J.P.泰勒则将后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归结为“历史自然的进程”。[5]安东尼·艾登在1938年向外交部的一名同事总结这一观点时表示了对维也纳被纳粹吞并的遗憾，他说道：“奥地利是什么？奥地利就是5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和100个犹太人。”[6]在这一点上，艾登同意柏林的看法。而他的这句话后来则经常被认为是希特勒所说。
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小学生在为公共考试学习历史时，会学到“鬣狗”海瑙将军的故事。1849年，海瑙在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起义时，无情鞭打无辜的妇女。之后他去到伦敦时，萨瑟克区啤酒厂的一些工人认出了他并把他扔进了啤酒桶中。时至今日，英国唯一与奥地利帝国军队相关的纪念物就是萨瑟克区的一块匾牌，上面记录了这一独特的事件，而这一事件也让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外交部部长帕默斯顿之间有了一些言辞激烈的对话。附近的小特拉法加街上曾有一家名为“卡尔大公”的酒馆，它能让人们想起过去英国和奥地利联手对抗拿破仑的欢乐时光，但它在几年前关闭了。
海瑙残暴野蛮，用拉德茨基的话来说，是一把“应该尽量少用的剃刀”[7]，他理应遭受比在啤酒厂被打更大的惩罚。而今天，他被列入维也纳军事博物馆的“英雄大厅”则让很多了解历史的英国游客感到强烈不满。在英国的民间故事中，海瑙被塑造成了可怕的形象，而这似乎更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
甚至像路易斯·纳米尔这样爱国的奥地利人，也驳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的“历史使命”是“反宗教改革的好东西”[8]这样的言论。纳米尔的学生A.J.P.泰勒则认为，奥地利帝国在1914年已成为一具“死尸”。[9]割让部分领土来保留帝国的主体“已经不可能。病人已经死了，而截肢时则意味着它还有生存的可能性”。而当泰勒还在牛津大学任教时，另一名年轻的苏格兰人诺曼·斯通则将这一主题带到了剑桥大学。他为奥地利帝国皇家军队在最后一战中表现出的各种荒诞之事感到高兴：“在维也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比其他地方都大。”[10]
而在维也纳居住的五年间，我也发现了像维也纳人那样在挫折中发泄不满是种很好的方法。奥地利人的性情、奥地利的气候、奥地利的政治文化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末年少的我，让我倾向于一再强调奥地利的荒唐之事，甚至不惜以牺牲冷静的分析为代价。我带着青年时致命的党派偏见，扔出去一块块又大又沉的砖块。
时间让观点得以形成。本书意在探寻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效率低下、能力不足、难以信赖，甚至是残忍无情。这些话公正吗？与他们的对手相比，奥地利的武装力量一直都软弱无力吗？这些有根据吗？面对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面对拿破仑、面对毛奇，他们果真不堪一击、注定失败吗？在一战中，他们又是否真如一名历史学家近期指出的那样，表现得“十分可悲”，最终溃败瓦解了呢？[11]然而一个容纳了如此之多不同民族的军队又是如何维系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为哈布斯堡家族服务，将中欧和东欧联系在了一起，组成了安全的单一体，其繁荣程度和安全性能在现代也是无法复制的，那么造就这一切的秘诀是什么呢？本书通过叙事的方法回答了这些问题，叙述中也表明了对一些欧洲近代史中重要事件的独特观点，丰富了人们通常认可的说法。
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不同于欧洲其他任何的军队。特蕾莎改革后，军队的凝聚力和效率都有了提升，在拿破仑的军队出现前可谓是首屈一指。凡是皇后玛丽娅·特蕾莎触及的领域，其改革内容都能维持一个多世纪之久。皇后在中欧设立的很多机构甚至完整保存到了今天。那些破坏了欧洲其他国家军队的问题在奥地利的军中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类似于法国调集成千上万心怀不满的爱尔兰士兵去攻打英国这种事（比如丰特努瓦之战），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之中。就像它们守护的国家一样，奥地利军队也向人们证明了王朝、文化、地理和经济间的关系比民族认同更为重要。甚至连1848年至1849年起义的匈牙利军起初在理论上也是为他们的国王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而战斗。帝国的军队超越了民族的限制，军队中有20多个不同的民族，只要士兵们能够掌握指挥命令所涉及的86个德语单词，都可以受到平等的对待。
这支军队并不怎么在意士兵们个人的宗教信仰。虽然哈布斯堡王朝是反宗教改革的支柱，但其武装力量最终却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多教派机构。华伦斯坦手下的许多军官都不是天主教徒，而在玛丽娅·特蕾莎统治时期，军中的新教徒与其他人几乎完全享有同等的机会。在1778年约瑟夫二世（1741—1790）推出宗教宽容政策之前，平民百姓都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军中就没有派系之争，让教派关系变紧张的事件也同样存在。查理六世（1685—1740）统治时期和克尼格雷茨战役之后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然而，到1918年，军中最为精锐的军团由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阿尔卑斯山的天主教徒组成，他们则不同寻常地听从于犹太军官们的指挥，其中一位将军的父亲还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坚定信徒。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担心军中的犹太军官会受到歧视，还特意亲自参与调解。而另一边，德雷福斯事件则让19世纪晚期的法国军事系统陷入混乱。德国军队狭隘的排他性和普鲁士军中容克军官（都是路德教派的士兵，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是听到远处的炮火声”）的等级制度都与哈布斯堡的军队完全不同。
即使是在约瑟夫开明专制的时期，宗教宽容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世俗。王朝自己的信仰总是会表现在军队的整体风气和习俗之中。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战斗口号是：“上帝和皇帝与我同在，我们要为国家而战。”当才华出众的克罗地亚将军耶拉契希被任命为克罗地亚总督时，他在就职演说中就有多处虔诚地提到了圣母玛利亚。甚至到了1914年，总参谋长康拉德与一名已婚女子的公众事件还给他和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通常，军队与王朝的关系超越了教派的重要性。1619年6月5日，军队从波希米亚新教贵族的手中救下了虔诚的斐迪南大公，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和士兵之间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此后，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王朝的需要，在必要的情况下，军队还会为了保卫哈布斯堡家族而起来反对自己的贵族。1918年军队灭亡以前，其构成和作战全都要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出发。
而这也体现在军事战略上。只要自身会面临被消灭的风险，任何奥地利军队都不会冒险去摧毁敌人，因为冒险的战术会对王朝构成威胁。过度大胆或自发的军事赌博都不是哈布斯堡王朝战术手册中的内容。军队一定要保证自己还能在另一天继续作战，还能继续保卫王朝。战争并不意味着要奋战到最后一人。而拿破仑在军事战术上的改革，尤其是其要求完全摧毁对手的战斗能力，则让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彻底检修它的军事机器。但即使在卡尔大公这样出色将领的带领下，奥地利人也从来没有让军队去冒险。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不但总能从战役初期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还会从中提升能力，成为一部更为有效的战斗机器。在1620年至1918年之间，军队获得过350多个重大胜利，这一数字远远大于失败的次数。[12]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1806年普鲁士军在耶拿遇到的那种挫折——普鲁士军在一个下午就被彻底摧毁，其战斗能力在今后的几年中更是十分脆弱。
要保证王朝的利益就要对将领提出很多的要求。贝内德克的命运就反映了王朝要求高级军官们必须绝对服从。1866年，倒霉的奥地利指挥官贝内德克在克尼格雷茨被普鲁士军打败。事实上，贝内德克只是接受了皇帝一再下达的命令。但当他成为替罪羊后，他从不批评他的国家或是其他没有服从他指令的军官。他全盘接受了失败的责任，甚至还威胁妻子如果不停止抱怨皇帝对他的不公就要离婚。
1866年后，奥地利开始重新装备军队，但一直到1914年，军队却再也没有在愤怒中发射一枪一弹。与他们的对手塞尔维亚和俄国不同，奥匈帝国的军队是在完全没有为现代战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与协约国的预期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内部的紧张关系和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很快被彻底击垮，而是持续战斗了四年多都没有停歇。在连绵起伏的白云石山中战斗的军队则让人不禁为人类耐力的巨大潜力所折服。贫瘠的石灰岩被炮火击中后四分五裂，这使得每一次发射的威力都被增强了1000多倍。在几千英尺高的山上，士兵们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从两端向中间挖凿隧道。一名历史学家指出：“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生存都是问题，而意大利和奥地利军还要交战，这真是让人惊讶。”那些批评两军战斗素质低下的历史学家和军事评论家对此也感到十分惊异。[13]
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最早的队伍是由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所创建的，其第一支步兵队伍则是建立在“雇佣兵团”（字面意思为国土佣仆）的基础之上。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单一骑乘战斗还很盛行，但在佛兰德斯和瑞士爆发的起义显示，一支组织有序的步兵队伍能够击败很多骑兵。于是马克西米利安鼓励创建雇佣兵团并为其提供了完备的军火系统，从因斯布鲁克到格拉茨和维也纳，遍布于领土之上。我们虽不知道第一支步兵队伍建立的准确时间，但可以知道的是1479年他们便已经出现在了胡斯战役的战场上，而1486年，他们更是广泛活动在马克西米利安在意大利的战役之中。
但这些士兵纪律松散。他们既没有正式的军官制度，也没有金字塔式的指挥等级结构。1527年的罗马之劫后，王朝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支像样的、忠诚的武装力量。而要让松散的士兵遵守纪律就要培养一批军事领袖，他们的行为和个人素质能够让各级官兵臣服。因此，王朝急需一批具有最高道德水准的军官，这就让贵族和上流阶级的人们走上了舞台。这些人开始投身于组织和领导活动，很快便成为新军事体系的核心。“三十年战争”前夕，骑兵团和步兵团已经成形，带领他们的便是新一代的贵族军官，这些贵族军官也是普通士兵们学习的典范。在充满宗教巨变的年代，军官与虔诚的天主教王朝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但这还不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特别是17世纪的前25年，因为那一时期的忠诚还要求有大量的物质奖励。
军队在1619年6月5日及时就位，后来也在维也纳第二次被围困过程中发挥过作用，这些在当时以及此后都被描述成了军队守卫天主教信仰的标志性事件。[14] 1848年之后，奥地利政治家菲利克斯·祖·施瓦岑贝格亲王在耶路撒冷创立了领事，用于确认支离破碎但在逐渐复苏的君主制和天主教的根源。施瓦岑贝格曾梦想奥地利能成为天主教的超级大国。哈布斯堡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其要成为全世界天主教君主政体的使命感。鲁道夫一世（1218—1291）与其他君主相比，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他的后代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几段哈布斯堡王朝的传奇故事也凸显了这点。鲁道夫一世遇到一位身背圣餐的神父的故事已广为人知。相传，鲁道夫让这位神父骑他的马渡过湍急的河流，而不是用这匹马战斗或打猎，随后又将这匹马赠给了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再骑一匹驮过圣餐的马去作战或狩猎”。[15]
1291年，鲁道夫去世，而关于这一故事最为古老的版本大约出现在他去世后的50年。再之后的版本则更加凸显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圣餐的崇拜，这一崇拜建立在1264年教皇乌尔班四世创立的基督圣体节之上。在查理五世（1500—1558）统治时期，这一节日成了军中盛大的节日。另外，当查理听说亨利八世处决了托马斯·摩尔和约翰·费舍尔后，感到十分震惊，他告诉英国大使艾略特：“如果我的帝国能有这样两个人出现，那么我甘愿用我最富庶的两个王国来交换。”[16]
再后来，奥地利的天主教徒发现约瑟夫二世的权杖“既是支撑也是灾难”[17]。要不是约瑟夫公然颁布了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政策，即使是他也不能将圣母的形象从他的军旗中去掉。他在1785年颁布的著名法令让共济会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他还警告称，他不会容忍“过度损害宗教”的行为。在他的统治时期，一些军旗上的圣母玛利亚和三位一体，则意味着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与哈布斯堡皇帝的主权相联系。
哈布斯堡王朝此后的诸位皇帝保留了这一另类的天主教教义，尽管表面上极度虔诚，但即便在梵蒂冈威胁到王朝的利益时，王朝也绝不会屈服于罗马教廷。尤金亲王的军队不顾教皇的抗议，占领了梵蒂冈的领土。弗朗茨·约瑟夫（1830—1916）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宗教选举秘密会议在1906年选举教皇的权利，因为他相信枢机主教们一定选了一名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在德意志帝国“远离罗马教廷”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也反对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公开支持天主教学校的行为。帕尔指出，弗朗茨·斐迪南很愿意为了三个骑兵军团就放弃“他所有的主教”。
末代皇帝卡尔和历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一样，虔诚地信仰王朝中的传统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参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个人的祈祷椅。1922年，他在马德拉岛去世时，躺在病床上的他眼睛还望着圣餐，人们还发现了一张他写的字条：“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请求上帝为我指引，让我战胜挑战。”[18]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种虔诚也对军队产生了影响。1918年，卡尔拒绝了军队向他提供的帮助，此举无疑加速了军队的解体。当时他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但他本可以通过一些部队来保住王位。伊松佐集团军的一些作战部队已做好了前往维也纳支援他的准备。可怕的博罗耶维奇也完成了后勤规划，准备好了强大的军队。然而，没有王朝的命令，他们谁也不能采取行动，即便是“皇帝的军队”也不例外。卡尔比哈布斯堡的任何家族成员都要接近圣洁，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带给人民福祉，而他知道此时部署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内战，因此他不愿让这成为哈布斯堡末代皇帝的首选方案。让人充满敬意的奥地利人在1619年促成“皇帝的军队”形成，而在300年之后，又为“皇帝军队”的谢幕举行了最后的仪式。【命名说明：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恺撒”和“皇帝”两个可以互换的词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名称。一些英国读者习惯于只将“恺撒”一词与德国联系在一起，因此最初可能会稍感困惑。事实上，早在德国霍亨索伦王朝短暂地在1870年至1918年重新使用“恺撒”一词的几个世纪前，“恺撒”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名称。】
注：
[1] 亚当·万德鲁什卡，《哈布斯堡王朝》，伦敦，1964年，第15页。
[2] 理查德·巴塞特，《奥地利人》，伦敦，1988年，第54页。另见洛德·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消逝的昨日盛世》，伦敦，1921年，第51页。
[3] 爱德华·克芮恩克肖，《哈布斯堡家族》，伦敦，1972年，第66页。
[4] 加布里埃尔·马兹纳·霍尔，《相悖的邻居》，维也纳，2005年，第68页。
[5] A.J.P.泰勒，《德国历史的进程》，伦敦，1945年，第218页。
[6] 奥托·冯·哈布斯堡，《回到中间》，维也纳，1991年，第75页。
[7] M.哈特利，《拯救奥地利的人》，伦敦，1912年，第62页。
[8] 路易斯·纳米尔，《冲突：当代史研究》，伦敦，1942年，第103页。
[9] A.J.P.泰勒，《哈布斯堡王朝：1809—1918》，伦敦，1948年，第255页、第263-273页。
[10] 诺曼·斯通，《东部战线》，1977年，第71页。对这部分最新的解释另可参见杰弗里·瓦洛，《疯狂的灾难》，奥斯汀，得克萨斯州，2014年，其中引用了迈克尔·霍华德先生提及的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真正可悲的表现”。
[11] 杰弗里·瓦洛，《疯狂的灾难》，奥斯汀，得克萨斯州，2014年。
[12] 详细清单见H.V.帕泰拉，《在奥地利的旗帜之下》，维也纳，1960年，第153页。
[13] 爱德华·克芮恩克肖，《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伦敦，1963年，第462页。
[14] 《世界从不一样：36个塑造历史的事件》，俄克拉何马城，2011年。
[15] 亚当·万德鲁什卡，《哈布斯堡王朝》，伦敦，1964年，第35页。
[16] 安东尼·梅雷迪思，S.J.瑟蒙，1994年6月22日，伦敦，农场街。威廉·罗珀的《托马斯·摩尔的一生》（1553年），伦敦，1932年版，第70页给出了不同的说法，省去了费舍尔。另见R.W.钱伯斯，《托马斯·摩尔》，伦敦，1938年，第287-290页、第385-398页。
[17] 亚当·万德鲁什卡，《哈布斯堡王朝》，第127页。《约瑟夫二世》，第2卷，剑桥，2009年，第543页。
[18] 卡尔·尤金·泽尔宁，《西格图斯事件》，恩策尔斯费尔德，2004年（第二次再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