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党员、党权与党争》 – 王奇生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20余年。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多年相当难得。但如依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这几乎是所有研究国民党党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受贬评和非议的要算其一党独裁的党治形式了。一党独裁不大得人心，但未必脆弱和不稳定。据亨廷顿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1]

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联系。实际上，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其命运也就不卜可知了。

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可大而别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不外乎“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观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鉴于既往国民党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本书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试图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的若干侧面做一考察，着重探讨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来描述。

本书研究时限设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之引入，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理论成为定制。1924年以后，国民党由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直至1949年衰败。在此期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对该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有何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资料来源上，本书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尽管国共之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分歧，其中难免潜存两党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鉴此，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尽量约束自己不做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

内容提要：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

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仅控制了约25%的国土和66%的人口。由于党力不足，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蒋介石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